我把鞋子捡起来，交给她看。
“可能是什么女人想找件临时武器。”她说：“这武器对女人正称手。”
“强暴?”我问。
“不可能是贺卡德。”
“会不会是麦奇里?”
“你对麦奇里知道多少?”
“你呢?”
“我不知道他的习惯，假如你是指这件事。”
我说：“一切证明这里曾经发生一场大战，一定是有人从窗里进来。”
“为什么从窗里进来?”
“窗开着。”
“为什么不可以是窗里出去的呢?”
“当然，我没有想到。”我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坐在窗槛上，转身，把双脚跳落窗外地下，等在外面，等到她弯身看地上散落着的文件。
我笨手笨脚地爬进来说：“真可能有人从这里出去。但是为什么呢?”
“我去问谁?”洛璘说：“我只希望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贺先生哪里去了?”
“还有那个女人。”我说。
“假如她被打败了，”洛璘说：“结果当然猜得出来。无论如何，她反正已经不在这里了。”
“掉了什么文件吗?”我问。
“我就在看哪。”她说：“我特别在找一件东西。”
“是什么?”我问，走向洗手问。
她不说话，不断在地上文件里找，找到一个黄色马尼拉封套，那种背面有两个白圆纸圈，一根白绳可以把封套封起来的那一种。
她打开封盖，向里面看着，把封套交给我。“你看看。”她说。
“但是，里面是空的呀!”我告诉她。
“看看封套外面。”
我看封套外面，女性的笔迹写着：“赖唐诺自白……有关贺先生车祸证词。”
“就是这个不见了。”她说。
洛璘走向电话。
“等一下。”我说。
她停住看我。
“你要做什么?”我问。
“报警。”
“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她叫道：“上帝，看看被破坏得成什么样了!”
“好，”我说：“掉了什么?”
“我告诉你了，你的自白。”
“我可以再给你一份。”
“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你所知，目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拿走。这地方被人弄乱了，椅子被摔破了，所有文件被抛地上了。你一报警，他们来一大批人查指纹，新闻记者来了，又是不少宣传。你是替贺麦公司工作的。你认为他们要这样的宣传吗?”
“我不知道。”
“我们先弄弄清楚，再决定该怎么做。”
她想了想说：“唐诺，你可能分析得很对。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说：“我们先研究一下，什么人那么急于想要那张自白书，不惜把这里弄成这样?另外是什么人在这里打架?”
“我不知道。”
我说：“只有贺先生的办公室，有打斗。”
她说：“很明显如此。”
我说：“打斗的定义是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发生了暴力的结果。”
“说下去。”她说。
“相当容易推理的，打斗的两个人中，有一个一定是贺卡德本人。这里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外来的人进来的时候，他在里面。再不然，外来的人在找东西，他进来了。贺卡德自己认为报警不太合适。所以，我们不应该报警。”
“这件事你已经说过，我现在同意了。”
我说：“我想找出来他们为什么打架，我的自白又有什么重要值得偷窃。”
她说：“唐诺，我告诉你一件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但是我先要问你一个问题，而且我希望你坦白回答。”
“好吧，你问好了。”
“唐诺，这件车祸，你真是那样确定吗?”
“当然，怎么啦?”我说：“八月十三日。”
“什么时间?”
“大概是下午三点三十分，上下不差几分钟。”
“时间不会有问题吗?”
我看着她的脸。“我……我可能有一点错误。但是，你知道，做这种将来要打官司的自白，是不能模棱两可的，更不能说可能不对的。否则律师会把你叫上证人席，把你撕成粉碎的。”
她点点头。
我问：“时间有什么问题?”
她说：“有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她说：“八月十三有一个同事生日，我记得那一天。办公室在那天下午，有个小小的派对，大家吃个蛋糕，喝点鸡尾酒。
“贺先生那天下午的确不在办公室，但是四点刚过几分钟，他赶回来参与了几分钟，喝了几杯酒。又匆匆出去。他一直在看表，一定是有个约会。
“现在，你注意了。我在四点半的时候亲自见他开车离开。那个时候。他的车没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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