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这附近?”
“隔壁。”
“公寓?”
“不是，是那栋平房。”
“他把车放哪里?”
“后面车库。”
“好，他每次把车钥匙寄回来，又如何?”
“我保管车钥匙，等他这一次酒瘾过去再还他。有时他来这里，向我要钥匙。但除非确信他酒瘾过去，否则绝不给他。”
“你怎么知道他酒瘾过去了呢?”
“我有经验，对我而言，他喝酒前后判若两人，用言语是不易说出来的。”
“你曾和他哥哥是夫妻?”
“是的。”
“他哥哥死了?”
“是的。”
“你又结婚了?”
“是的。”
“仙蒂是第一次婚姻的孩子?”
“是的。因为我再嫁给邓吉曼，所以她改了姓。”
“为什么?”
“盖家一直对我不好……亚莫是唯一的例外。”
“海伯呢?”
“他从不关心我们。我第一个丈夫死亡之后，海伯从来没和我说过话……也没有和仙蒂说过话。”
“你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叫什么?”
“盖努门。”
我没有再问问题。
邓太太过了一会儿又说，“说回到亚莫。这次我也收到有钥匙在里面的信封。我知道亚莫叔酒瘾来了，正在外面什么地方。也许在提前庆祝他三十五岁生日。我有点忧虑，非常担心。”
“之后呢?”
“几天之前，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卡文镇来的。说他酒醒了，要回来了。”
“从卡文镇?”
“是的。”
“车钥在你这里，他身边没有钱。他怎样回来呢?”
“公路上伸拇指，搭便车。”
我把眉毛抬抬。
“赖先生，我要向你解释，”她说，“亚莫酒瘾发作的时候，并不是他自己要喝酒。而是一种精神病或是病态的生理作用。是一种内心的渴望……”
我说：“你不必浪费时间来解释周期性的豪饮客。反正专家也不知道其原因。”
“是，亚莫就是如此。无论如何他喝酒喝到口袋里分文不剩。他每个月从信托基金有三百元收入。这种信托方式主要是对付乱花钱的遗产继承人的。他的伯父不喜欢他年轻时候有钱，所以只给他足够的生活费。”
我点点头。
“他要是把钱用完了，他就去任何一个共济会会员管理的加油站。”
“为什么去共济会?”
“因为他自己是共济会会员。他说他总是去找到共济会会员开的加油站。他找到这种人，告诉他自己是什么人，有什么困难。请他帮助找辆肯带他一段路的便车。”
“加油站的人肯做这种事?”
“有的人真很热心地帮他，有的人不太热心，有时亚莫叔只好自己找可能带他的人，或是找共济会会员。”
“就这样亚莫可以回家?”
“他会回家，有的时候转搭四、五次便车，有时候运气好一车到家。”
“这次他给你一张明信片?”
“从卡文镇。他说一切都正常了，已经渡过最困难时候，已变得两手空空，现在在一个共济会会员开的加油站等车。他要我们等他回家，大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见面。”
“此后呢?”
“什么消息都没有了。”她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报警?”我问。
“有，但是我怕这样干。”
“为什么?”
“因为警察发现的事都有记录。”
“怎么样?”
“万一他在牢里。他们也一定要记下来。”
“为什么想到我们……”
“我相信私家侦探可以找到他……假如我是你们的客户，你就要保护我，对吗?你不必把不必要的告诉外人。你甚至可能帮他出狱……这样，不会有太多的宣传。”
“你的意思是，要把事实隐瞒起来，欺骗基金受托人?”
她把头向下垂下来，又抬起头直视我说：“是的，这个遗嘱原本不公，有残忍戏弄的味道。他深深地刺伤了亚莫的自信心。假如没有这笔遗嘱，说不定亚莫自己已经自立成人了。他知道他需要治疗，但偏偏碰到这个自以为是、傲慢的受托人，那个人又自私，又有虐待狂。
“依据信托条件，亚莫为了每月的三百元必须每次亲自到受托人办公室去拿。受托人给他三百元，他签一张收条。每次受托人会给亚莫一大堆训词，说什么要他自立起来。亚莫最讨厌他这种说教。每次出来连吃饭的胃口也没有，很可能亚莫以后的喝酒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看向仙蒂，我问道：“仙蒂对这些都知道吗?”
“仙蒂信任我，我信任她。”邓太太说。
“有照片吗?”我问。
“我有一张六个月之前拍的便照。我们三个人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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