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她丈夫说：“不能说一下打击声，至少她不能宣誓她听到。”
“之后，”我说：“他发动车子出去，是吗?”
“那又有什么不对?”鲍先生说：“公民爱干什么都有自由，这是个自由国家，不是吗?”
“那不一定，”我说：“还要看你对自由的定义。”
我转向鲍太太：“你有没有看到他把一个尸体搬上车?”
“没有，没有，”鲍先生向他太太喊道：“没有!美黛没有。”
她什么也不说，把嘴唇拉得长长的，脸上没有表情。
我说：“对于这种证据，你要隐瞒，会自己吃亏的。”
鲍华其委屈地说：“老实告诉你，其实只是夫妻吵架而已，一场普通的口角，不过喊叫声多了一点，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也许有一下打击声，也许是什么东西从桌上掉下来，也许一张椅子翻转了，没有人知道。”
“那声音之后，听不到吵架声了，是吗?”
“那也没什么特别，他们不吵了，也许他们知道吵醒邻居了。”
“那是什么时候?”
“是他们搬进来第一天午夜。”
“原来是你在窗上看。”
“不是我，是美黛，我一直叫她回床睡，不关我们的事。”
我转向美黛：“他把尸体怎么处理了?”
“不行，不行，不行，”华其大叫道：“根本没有尸体，你懂吗?她回来了，她什么伤也没有受，真是大错特错，弄出那么多误会，美黛这样说是会闯祸的。”
“她本来想报警的?”我问。
鲍华其不开口，证实我猜得没有错。
“他放进车里去的是什么东西?”我问鲍太太。
还是她丈夫在答：“只是一卷毛毯，当然美黛不认为如此。”
“你能看清楚他?”我问美黛，两只眼直视她的眼。
“我看清楚没问题，我看到他把毛毯放进车里开出去。”
“他有回来?”
“是的。”
“什么时候?”
“大概……大概三个小时之后。”
“你是等着在看?”
“不，不是。”她说：“我回床睡了，是我先生听到他回来。”
“我有神经衰弱，一点声音就吵醒了。”她先生解释。
“那么是你听到他回来的?”我问。
“我听到车子进来，是的。”
“之后呢?”
“之后我不知道了，我向那边看，有一个灯亮着，之后灯熄了，他睡了，我也睡了。这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不是管闲事的人。”
“但是第二天早上，你和姓韦的聊天了?”
“我是和他聊天了，是的。”
“聊什么?”
“我问他有关他太太的事，我问他太太有没有跌倒或是受伤?”
“他怎么说?”
“他向我大笑，他说她决定去萨克拉曼多拜访亲戚，他说他带她去车站搭夜行巴士，他告诉我他不要她去，刚搬家要做的事太多，他说夫妻两个大吵一架，她把箱子整好说要走，他不许她走，他说箱子在小桌子上，二个人一抢，桌子就倒下来了，箱子也跌下来了，两个人笑了，为了小事吵那么厉害划不来，他放弃固执，带她到巴士站，他说不送也不行，她有一口箱子、一个包裹，给亲戚的礼品。”
“之后呢?”我问。
“我很满意他的解释。”鲍说：“美黛仍不满意，她喜欢讲话，我一直说不给她说话她会死，我们不说话不管闲事，管别人家是吵架、打架，也许倒下的本来是箱子，也许不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之后韦太太回来了?”
“她回来了，四天之后，她回来了。”
我问鲍太太：“你有没有见到她?”
还是由鲍先生回答：“这次她回来，报馆的照相人员给她照相，那个时候我们不懂是为了什么，后来我们从报上知道了原因。”
“你看到报上的照片了?”
“是的。”
“照片照得很好?”
“只看到大腿。”
“她是红头发的?”
“没错，红头发，小小的，但身材极好，穿衣服非常非常时髦。”
“她接到这样一笔财产，你没有过去恭喜一下?”
“我太太去了。”
“我当然应该去。”她说。
“什么时候?”
“第二天，新闻出来之后。”
“她很高兴?”我问。
“高兴什么?”
“接收到那样一笔钱和地皮呀。”
“遗产不算多。”她说：“地产是在沙漠里，连兔子都活不成的地方，钞票倒还可以。”
“她和你讨论这件事了?”
“噢，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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