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以后吧。”
“那你到时候也给我来个电话。”
“你就放心睡吧。”
“在这里跟你们在一起能睡个好觉。”
“明天要穿上制服。”罗巴诺夫用教训的口气说。
“顺便说一句，你也得穿上制服。”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睡吧。如果有情况，会叫醒我们的。”
“好吧。”
谢尔盖愠怒地挂上了电话。岂有此理!好像他第一次派人去设埋伏似的。
“你现在就躺下酣然入睡吧。”他愤恨地对自己说，并开始急急忙忙脱衣服。
然后他关掉床头灯，钻进冷冰冰的被窝里，用被子蒙住脑袋，闭上眼睛，立刻睡着了。
在谢苗诺夫家设的埋伏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人来找他。于是决定第二天夜里再设埋伏。
可是早晨……
罗巴诺夫来到谢尔盖这里，挖苦地问：“你好像说过，你对戈尔利娜的行为有些不清楚，对吧?”
“我是说过。”谢尔盖警觉起来，预感到将要发生新的不愉快。
“举个例子说吧。为什么她给伊万诺娃拍电报说要到她那里去，而却跑到这里来了?”
“说的就是这个。不过她收到一封信，叫她来这里。所以她……”
“信?”罗巴诺夫没有办法再激发起朋友的好奇心，急躁地打断他，“原来这样。我们已经收到鉴定专家对写给戈尔利娜的信、戈尔利娜给伊万诺娃拍的电报、戈尔利娜在旅馆填写的住宿登记卡所做出的鉴定。这个我后来已经做了补充说明。”
“补充什么?”
“即这三件事原本均系一人所为!三件!看来，信是她自己写给自己的?这叫什么事啊!”
“是啊，”谢尔盖大为惊愕地拖长声音说，“问题就在这里……”
“而且越往后，这里边不明不白的人也就越多。我本人现在已经什么都搞不明白了。”
“我也是。而到后来，顺便说一句，有我们吃惊的：原来这一切竟然如此简单。”
“那就还得活到这个‘后来’喽。”
“比方说，我就抱着这样的希望。”谢尔盖闷闷不乐地回答道。
罗巴诺夫灰心丧气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笑容。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战胜了一切不愉快。
“算了，”他宣称道，“古代一位贤哲说过：‘我活着——我就抱有希望。’”
“这位老者是个乐观主义者。”
“不错，不错。这句话我铭记在心，还在上中学时就牢牢记住了。所以我也奉劝你把这句话记住。啊，我们曾有过多么出色的女历史学家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啊!现在这样的人没有了。”他精神焕发地下结论说：“总之，我们得拼命干。我和你的事够多的了。”
像往常一样，谢苗诺夫一早就开门营业了，侦查人员对他进行着严密的监视。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寻找先卡的工作同时在继续进行。但寻找毫无结果，虽然刑侦人员好像搜遍了全城。急需找到先卡，因为他偷窃的身份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大麻膏可以立刻把谢苗诺夫揭露出来。关于戈尔利娜的案子，莫斯科没有发来任何新的消息，关于失踪的伊万诺娃，伏尔加格勒也没有发来任何新的消息，给其它城市发出的案情通报也没有任何消息反馈回来。
总之，这一天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天黑以后，一班侦查人员又出发到草甸大衔去了。又是一个急人的夜晚，时间过得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这一次，谢尔盖到罗巴诺夫这里来了，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他们守着电话机，似乎一步也不敢离开。但是谢尔盖一言不发，神色难以捉摸而可怖，至少罗巴诺夫觉得是这样。
夜半时分，电话响了。谢尔盖腾地从床上跳下来，穿着裤衩、光着脚，就向电话奔去。这是局值班员打来的电话。
“中校同志，埋伏的人员从草甸大街回来了。他们抓到一个人。罗巴诺夫少校已经出发了。五分钟之后，汽车来接您。”
谢尔盖急忙放下话筒，激动万分地开始穿衣服。
当谢尔盖走出大门时，一辆满是雪的汽车正停在人行道边。大街上，暴风雪怒号肆虐。汽车行驶得很慢，前灯隐没在犹如棉絮般狂飞乱舞的茫茫风雪之中。
行动小组的全体成员都集合在罗巴诺夫的办公室里。尽管他们疲惫不堪，冻得够呛，但个个都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地讲述着所发生的事，不时彼此打断对方的话。
谢尔盖一眼便注意到正在听汇报的罗巴诺夫的表情。他脸上那股真诚的羡慕和浓厚的兴致，使谢尔盖不由得笑了。
原来那个人偷偷地走到谢苗诺夫的房子跟前，却没有被发现。当他已经上了房顶，到了紧门口，白色的墙壁上猝然清晰地显现出他的影子时，他才被发现。埋伏的侦查人员刹那间一跃而起，那人还没来得及敲门，便被抓了个正着。而谢苗诺夫全然不知道他来。尽管那小伙子身强力壮，性子暴烈，但侦查人员悄无声息而麻利快捷地抓获了那人，动作非常娴熟利落。他没有带武器，而且他根本就来不及把任何东西丢弃。还有一个令人奇怪的情况是，他是只身一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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