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过去这些年的实践，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们——这个职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由男性担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必要向他们的上司透露太多的案件细节，免得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我们习惯于告诉他们某些既成事实。”埃利斯说，在1989年到1999年间，他曾经主持艺术小分队的工作。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调查，并且已经为追查案犯开过几次会之后，我们才会向领导请示。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流程着手处理案子的。然后呢，既然我们已经动手操办，领导们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
埃利斯仔细描述了他最喜欢的向领导们做请示的方法。一开始，先要说到大人物的心坎里，这很容易。
“如果这项工作进展得力，我们能够把《呐喊》找回来，艺术小分队当然风光无限，您老也会脸上有光啊。”
这时候对话的双方都会是满脸的笑意。
随后就该话锋一转：“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办理此案了。要是现在抽身出来，我们肯定会被人当成傻瓜看待。或许不是我们，而是身为主管的您，被人家当成傻瓜一样笑话。”
现在领导就算想要提出反对意见，也已经太迟了。
无巧不巧，一个英国罪犯适时出现，事情顿时变得容易了很多。此人的名字叫做比利·哈伍德，他在挪威被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偷运海洛因。哈伍德被挪威警方送回英国，服完后面的五年刑期，而英国警方已经让他保释出狱了。
现在，就是这个哈伍德向挪威驻伦敦大使馆通风报信，讲述了一个让后者兴味盎然的故事。哈伍德说，通过在挪威蹲监狱时结交的朋友们，他已经知道是谁拿走了《呐喊》。他认识那些窃贼，而窃贼们也信任他。那可都是些强硬而又机警的家伙。局外人根本不可能把他们诱骗出来，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让他们感觉不对劲，为求自保，他们会奄不犹豫地把《呐喊》毁掉。
但是，那些坏蛋们会愿意和他们的老朋友哈伍德进行交易的，哈伍德承诺说，他会负责把《呐喊》归还给挪威国家美术馆，作为回报，哈伍德要求得到五百万英镑。
挪威方面迅速向苏格兰场通报了哈伍德的所谓建议。英国警察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了百分之百的怀疑，他们认定哈伍德只是个想要抓住这次特殊机会捞一票的机会主义分子，企图依靠夸夸其谈和编织谎话来骗取钱财。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英国警063方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好消息。哈伍德无意之中为英国警方和挪威警方架设了一座互通信息进行合作的桥梁，这下子，苏格兰场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这起案了了。
在希尔以及艺术小分队的其他探员看来，制订诱敌出洞的计划是整个工作当中最有趣味的部分之一。寻找失窃的艺术品在诸多基本原则上与警方的其他工作截然不同。其首要的目标是寻获失窃的艺术品，并把它重新摆放回它应该待的地方，抓住案犯并把他们关进监狱反倒是次要的目的了。(通常情况下，等到警方找到线索，最初下手行窃的贼人早就跑得踪影不见了。)成功破案的希望在于，必须找出合理的方式，成功地打动罪犯，让他愿意把早已藏匿于废弃仓库或者火车站储物柜里的艺术品取出来，这样警察才能人赃并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广泛布下眼线，去搜集各种传闻和密报。直接与疑犯硬碰硬基本上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一脚把门踹开并大喊“警察”亮明身份确实威猛得紧，但要是这么干，到哪儿能找到失窃的艺术品呢?
对艺术小分队的探员来说，编造故事所占的分量和所花的精力大体上可以与逮捕罪犯等量齐观。譬如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神秘的日本买家花费创纪录的天价求购大师的名画——五千四百万美元买进梵·高的《鸢尾花》(Irises)，七千八百万买进雷诺的《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de La Galette)，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买进梵·髙的《加歇医生的画像》(Portrait of Doctor Gachet)，当时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极力想从这些轰动的新闻中获得些有利信息。要不然找一位会说日语的探员，让他扮演一名黑帮分子，或者一位想要在自己家的壁炉上方挂上一幅大师名作的企业界大亨?
文森特·梵·高《鸢尾花》(Irises)
“你得试着像编剧一样思考问题，”迪克·埃利斯说，“要把某些事情编织得活灵活现，那可是一件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情。你必须仔细审视，并且问自己：‘这样说真的站得住脚吗?人们会相信吗?这么说不会太怪异了吧?’”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
《煎饼磨坊的舞会》(Ball at the Moulinde La Galette)
一个好的引诱计划需要把很难调和的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好的封面故事都很简单，因为它必须一上来就打动人心。没有彩排，首次登场就已经是公演了。由于在各个环节上难免出现错误，关键就是找到一位便衣，他能够即兴发挥。(探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缺乏彩排时间，他们还必须面对最天才的编剧都不曾面对的难题：他们只能为自己编写台词，而参与演出的另一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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