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埃尔默尔·莱昂纳德(Elmore Leonard)，与P·D·詹姆斯齐名的当今美国一线犯罪小说家， 1925年10月11日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70年代开始创作侦探小说，代表作《射杀》讲述特工被追杀、寻找并刺杀仇人的故事，于年改编为着名惊险电影;着名惊险动作电影《矮子当道》《危险关系》等皆根据其小说改编。埃尔默尔·莱昂纳德最为通俗小说界称道的是提出了“惊险小说十诫”，作者以开玩笑式的语言提出：“不要以天气开篇”、“不要写序幕”、“少用副词修饰”、“尽量不写或少写那些读者通常一带而过的‘过场戏’”等写作“规矩”，反映了他对惊险小说的认知。
“围绕着失窃绘画的商业交易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伦敦的保险调査员马克·达伦坡专司艺术品保险，“交易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用到现金，那些窃贼可能会用绘画换得一批毒品，或者是在其他的大买卖当中作添头;当然还有可能是他们欠别人一万英镑，就告诉对方‘拿走这幅画，咱们两清了’。”
达伦坡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有着大大的眼袋和一副厌世的做派。他喜欢叼着雪茄吞云吐雾，从烟雾当中偶尔看你一眼，用懒洋洋的语调发表看法，似乎表示人性是多么可笑。
“我对于很多犯罪分子都怀有很髙的敬意，”他说，“他们都很聪明，或者说是非常非常聪明，在与其他黑道人物做交易的时候，他们能力极强。他们会购买移动电话进行联络，但第二天就把它们丢弃，以防电话被人监听，他们在一英里外就能够嗅出便衣警察的气味。
“但是在涉及到那些顶级绘画的时候，他们就闻到了金钱和利益的味道，随之变得锱铢必较，一门心思只想着钱，”说到这里，达伦坡扬了扬眉毛，似乎是对窃贼们糟糕的转变感到惋惜，“所有聪明才智都被他们抛到脑后。”
“那些家伙的脑子里会冒出千奇百怪的念头，”达伦坡显得有些难以置信，“他们相信能够把偷来的画卖给南美洲的大毒枭，或者迈阿密的黑手党，他们还可能会心想，‘噢，我认识几个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喜欢这种玩意儿，又有一批手枪在手上，也许我们能做笔交易。’他们还可能尝试着让画的原主人支付赎金把它赎回去。此外他们还可能把画在手里藏上一年，然后再看看能不能从保险公司那里敲上一笔——他们甚至会认为，还可以找人把画还给蓍方，获得酬劳。”
说到这里，达伦坡模仿那些街头混混儿们说话的腔调说：“如果给我十万块，我就告诉他们那幅画究竞在哪儿，这样我拿到悬赏，而他们就能把那玩意儿拿回去。”
“即便如此，”达伦坡接着说道，“在这些家伙中，还是有很多人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傲这行的，确实有人挣到了钱。总会有人挣到钱。这是他们下手的动力。”
警察们以及像达伦坡这样的人们，更倾向于认定艺术品窃贼都是笨蛋，而不是职业高手。他们喜欢交流那些关于不幸的业余蠹蛋们的故事，尤其遇到不同辖区的同事时。坐在拥挤的酒吧里，收了工的警察们会互相比试，看谁的笨贼故事最可笑，他们讲的都是真事，譬如说1998年在洛杉矶，有个窃贼偷了一尊价值一万美元的抽象派金属雕像，最终却以九美元十美分的价格处理给了一个收破烂的。
警察们是把这些故事当笑话说的，但是这些笑话其实很苦涩，因为它们的潜台词让人沮丧。艺术犯罪是一项容易的游戏，即便被抓到了，所受到的惩罚也很轻微，这些故事已经明白地表述了即使最没脑子的笨蛋，也能加人到游戏中来。再来看看安东尼·戴斯利的例子，1991年12月的一个大晴天，此君脚步蹒跚地走进了英国伯明翰博物馆与艺术画廊(Birmingham Museum and Art Gallery)，当时他已经醉得几乎走不动道了。带着醉意，戴斯利从墙上摘下了亨利·沃里斯①的《查特顿之死》(Death of Chatterton)，把这幅六英寸长、十英寸宽的绘画夹在了胳膊底下，然后带着价值七万五千英镑的画作摇摇晃晃地出了门。这家博物馆当时刚刚花费了几十万美元，安装了电子保安系统，但是这套警报系统主要是用来防范夜贼的，也就是说在晚上博物馆里没有游客的时候才会使用。另一名参观者发现了戴斯利的盗窃举动，叫来了一名保安，可是为时已晚。
①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1830-1916)，英国前拉斐尔画派画家。
亨利·沃里斯(Henry Wallis)
《查特顿之死》(Death of Chatterton)
戴斯利搭上了一部公共汽车，还把那幅画拿给同车的其他乘客们看。他说这幅画是自己刚刚偷来的，现在只要有谁肯出区区二百英镑，这幅画就归谁了。戴斯利向别人打听这趟车到底开到哪儿，得到的回答是“塞利橡树街”，戴斯利当场痛哭失声，他最不想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他的前妻住在那里。他跌跌撞撞地下了车，依然抱着那幅画。五天之后，警方根据举报，从伯明翰的一所房子里搜出了藏匿的《查特顿之死》，法官只警告戴斯利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不得再惹事，就把他给放了;伯明翰博物馆的馆长则公开向戴斯利发出了“欢迎再来”邀请，请他去欣赏他“钟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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