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脏!脏!”
突然，我感到左脚心里扎进了什么东西，赶忙停止跺脚，抬起脚来一看，是一个螺旋形的小铁屑扎进了脚心，血涌了出来。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因为我内心的痛楚、内心的滴血早已超越了肉体的痛苦。
警车拉响警笛朝这边驶来，在工厂门前戛然止住。楼下传来男人们的怒吼声，谩骂声以及推挤，碰撞声。 “啊啊，健治被抓了，真是活该!”我在楼上朝下张望着，看见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以及悬挂在天花板上粗大的铁链前端的钩子。
我打算自己走下楼去，于是伸手抓住楼梯扶手。就在这时，一个年轻警察正飞奔上楼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看见警察的眼里充满了惊讶与怜悯，那个表情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我当时的面容、身姿是什么模样，只见那个警察呆立不动地望了我一会儿后，才心痛似的低下头跑了上来。
这时，我再次感到了屈辱，因为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不负责任地散发他们的同情心，他们会随心所欲地猜想：这孩子遇到了什么遭遇呀!有人会问，孩子懂得那么复杂的感情吗?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比孩子对屈辱更敏感了，因为孩子在受到屈辱时，不具备排遣的方法。
在我被救出来之后，屈辱就长期地伴我左右了，不久竟像皮肤一般覆盖了我的全身。当警察用茶色毛毯包裹住我的身体时，当为了挡住来看热闹的人们好奇的眼光而把警服罩在我的头上时，我都感到了屈辱。警服不仅阻挡了人们好奇的眼光，也让我远离了想看我最后一眼、跟我道别的健治。听说健治在被捕时曾因大叫“我必须跟阿美说再见”，因而遭到了警察的痛殴。我再也没有见过健治，而在这次事件中我感受到的屈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厚、变硬，最后变成角质层似的，保护着我。
大批爱看热闹的人来到K市警察署，而在警察署内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已远远超出了我记忆的容量。首先，人们让我待在警察署顶楼的一间和式房间里。不知道这个房间是用做来什么的，十分宽敞，神龛上装饰着很像是献给遗体的阴郁的白色菊花。我身裹毛毯坐在里面，一个年轻的女警官陪着我，她的脸因长满粉刺而变得红红的。
“已与你爸爸妈妈取得联系了，他们待会儿就会来。听说你父母都高兴得哭了，你能获救真是太好了!”
这位讲话直率的女警官拿出橘子水给我喝，我就像是一头饿极了的野兽一样，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它喝光了。久违了，橘子水的甘甜与独特的酸味!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而这位女警官也陪着我在一旁哭泣。
“真是可怜!你真是受罪了呀!”
这时，穿着白袍的医生与护士急匆匆地进来了，那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满头白发的老医生站在我面前，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我的营养状况十分糟糕，体重减轻了十多公斤，并出现了贫血症状，另外，我从四年级开始出现的生理现象也停止了。
医生把冰冷的听诊器放在我的胸脯上：
“有没有什么地方感觉不舒服?”
我摇了摇头。
医生看着我的眼睛劝导我：
“不用害羞，我是医生嘛。不管讲什么都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感到医生的话里有一种压力，似乎在劝导我说一些性方面的事。还说“不会告诉别人的”，那是谎言，他一定会跟警察报告的。我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低下了头。我在健洽那里遭受到的一切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何况我即便说了也没有人会理解。我是如此的绝望，他们为什么还要强迫我说出来呢?
看到我为难的神色，护士与女警官对望了一下。
“那，慢慢治疗吧。”
“什么意思?”我不由得抬起了头。
上了年纪的护士拉过我的手，放在自己的两手间轻轻抚摸着。
“你被坏人诱拐了，大家都很担心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什么是‘什么不好的事’?”
大人们咽了口唾液，面面相觑。
“比如说，下流的事啦，等等。”
女警官终于说了出来。
我紧闭双唇，低下了头。
医生抚摸着我的头问：
“这个肿块是怎么回事呢?”
“被打的。”
女警官眼睛一亮。
“为什么会被打呢?”
“我说我想到外面去，就被打了。”
女警官的情绪变得很激动，她征得护士同意后说：
“无论是谁都想逃跑呀?竟然如此粗暴地对待、殴打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他真是个卑鄙的家伙。对吧?”
那时我不清楚“粗暴”这个词代表什么，心想那就是指暴力吧，于是我没有反驳而点了点头。女警官见我点头，以为我是答应了，便记了下来。其实我头上的肿块是我向谷田部求救时被打的，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我暗下决心不告诉任何人关于谷田部的事。
医生指着我的衣服要我穿上。
“住院几天好好休养休养，多吃饭、多看电视，早点恢复健康就能去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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