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噩梦啦?”
“妈妈，我害怕!刚才到底怎么啦?我害怕呀!”
“你很快就会忘记的，景子，会忘记的。”
母亲就像搂抱一个幼小的孩子似的紧紧抱住我，我在她怀里抽泣不已，她则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背部。 “忘记”， “忘记”，母亲重复着如同咒语一般毫无意义的词语。谁都知道那是无法忘记的，但那个词语似乎在引导我：你要培育出这样的信念，相信只要你想忘记，就一定能够忘记。
“妈妈，怎么做才能忘记呢?”
“你可以去尝试新的体验，那样你就能忘掉过去的事情。”
母亲离了婚搬出原来的家，从事保险推销的工作，从那以后，母亲便充满了生气。也许我也只能像母亲那样，不断地在过去的记忆碎片上书写出新的文字来，才能拯救自己。 “我必须尝试一下!”我稍稍安下心来，闭上了眼睛。我决定中止培养我的幻想，回到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但在同时，我又直觉到我纷繁复杂的孩童时代就在今晚结束了。对，我既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而已变成了一个“性情中人”。
我三十五岁，但至今还是个处女。我虽然不是同性恋，却不想与异性恋爱，甚至也从未期待过要和哪个男性发生性关系，我也从未想象过恋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想，我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洁癖，因为与他人保持某种关系，或发生性行为，都会令我感到厌恶。但我并不是个无情无欲的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常常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健洽的性幻想到底是什么?我想，我这一生大概都不可能逃离这个问题了。脑子里经常出现他人的性幻想，这表明自己是个“性情中人”吧。
健治是个奇怪的人。他捏造出阿美这个虚构人物，并且只生活在阿美与自己的关系中。也许健治是一个在自己、谷田部与阿美这样一个三角关系的顶点幸福生活着的男人。我，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女生，但我一直在想着健治的事。
于是我放弃了夜晚的幻想。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出现了那次事件的画面、联想，我深受它们的折磨。例如，经过某个工地时，我的脑海里会响起健治工厂的轰鸣声;半夜时我的耳边会听到健治熟睡时的呼吸声;另外，上国三时，体育课结束回到教室，突然一股气味令我恶心到差点呕吐，那是因为在教室里更衣的男生的体臭与健治的完全相同。正如木所预见的那样，我终于出现了精神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它们令我痛苦不已。它们悄悄地降临，不为任何人所知。但是，画面也好、联想也好，与我内心的变化相比并不算什么，我已说过多次，因为这次事件，我已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演变成了一个“性情中人”，这是一个萌芽，它促成了我在不久的将来开始了意料之外的小说创作。
四月初，我升入国三。一天，宫阪打电话给母亲，通告说健治的一审判决下来了。审判期间父母常常接受证人传讯，即使在离婚后，父亲仍然每次都出庭。而我一次都未被传讯过。警方的情况调查也仅仅限于我住院中的几次，此后并无更深入的调查。他们总说等我恢复以后再传讯我，于是在这样的名目下，结果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如此，富阪才好几次来我家拜访。
但是，事件发生了突变。审讯中健治承认是他勒死了十九岁的菲律宾少女阿娜·玛莉亚·萝佩丝。健治的证词里说他采用了与诱拐我时相同的方法，在夜晚的街上向萝佩丝打招呼，把她骗到家里，但萝佩丝并不听从他的指令，于是便杀了她。这件事在报上大张旗鼓地报道，因而我的诱拐监禁事件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世人的关心远离了我，让我觉得很庆幸，但健治承认自己杀人又让我十分意外。那本交换日记上不是写着“生病死了”的吗?但是我不会把日记的事告诉任何人，那是永远的秘密。不泄露一切与健治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这是我的报复。我甚至紧捂双耳，不去听那可怜的菲律宾女人是怎么死的。把健治与真相一同埋葬吧!也许，我的思绪与我夜晚梦中的死是连接在一起的。
经过精神鉴定，结论是健治具有充分的责任承担能力，于是宫阪提出了死刑要求，罪状为杀人、遗弃尸体、绑架诱拐未成年者、监禁牵连等罪，最后的判决为无期徒刑。但是，萝佩丝为什么与健治牵扯在一起? “阿美”又是谁?对这些谜团，健治并没有坦白交代。在宫阪的起诉书中他强调， “阿美”是虚构的人物，是健治演的一出戏。
“是吗，那真是太感谢了。可是，不是死刑啊。无期徒刑的话，可能十几年就会出来的吧。”
母亲流着泪，既高兴又惋惜。我看见母亲脸上露出安心的表情，像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母亲面对我，把听筒递给了我。
“宫阪先生有话对你说。”
我接过了电话，宫阪没有任何问候，直截了当地说了起来。
“景子小姐，已结审了，一切都没关系了。”
“什么没关系了呢?”
“把那件事说出来吧!”
我为宫阪的执拗感到震惊、可怕。
“说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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