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把钱付给他，我们一起返回贝克街。然而，如果以为这一天的辛苦到此结束，那就大错特错了。福尔摩斯在出租车里仔细端详那块怀表。这表很漂亮，是日内瓦杜桑公司制造的一款精巧的打簧表，白色珐琅表面，金质表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名字或铭文，但他在表的背面发现了一个刻上去的图案：一只鸟栖在两把交叉的钥匙上。
“家族的饰章?”我问。
“华生，你真是才华横溢。”他回答，“我正是这样认为的。但愿我的百科全书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果然，百科全书上显示一只渡鸦和两把钥匙是拉文肖家族的饰章。那是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在格洛斯特郡的科尔恩·圣阿尔德温村外有一处庄园。拉文肖勋爵曾是现内阁一位出色的外交部长，最近刚刚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尊敬的亚历克·拉文肖，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头衔和家族产业。福尔摩斯竟然坚持立刻离开伦敦，这让我多少有点沮丧。但我太熟悉他了，特别是他性格中那种显著的焦虑不安。我没有试图争辩，也没有想过独自留在家里。现在想想，我作为一个传记作家的那份勤勉刻苦，其实也跟他追踪调查各种案子时一样。也许正因为这点，我们才相处得如此融洽。
我只来得及收拾了几件过夜用的东西。太阳落山时，我们坐在一家舒适的小客栈里，吃羊腿蘸薄荷酱，喝一品脱很醇美的红葡萄酒。我已经忘记吃饭时谈了些什么。福尔摩斯询问我诊所的事，我好像向他讲述了梅奇尼科夫在细胞理论方面的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福尔摩斯一向对医学或科学方面的事情怀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正如我在别的地方讲过的，他很警惕地不让自己的脑海里塞满在他看来没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如果有谁想跟他谈论政治或哲学，那可得多加小心，一个十岁的孩子都比他知道的多。关于那个夜晚，我只有一点可说：我们丝毫没有讨论手头的案情。当时的气氛是我们俩经常享受的那种快乐祥和，但我看得出来，这是刻意而为的。他的内心仍然焦躁不安。罗斯的死折磨着他，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
福尔摩斯在吃早饭前，就把他的名片送到拉文肖府上，请求接见。答复很快就来了。新的拉文肖勋爵有事务要处理，但很愿意在十点钟见到我们。我们到那儿时，当地的教堂正好敲响十点钟。我们顺着车道，朝那座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风格的美丽庄园走去。庄园是用科茨沃尔德丘陵的石头建造的，周围是闪烁着点点晨霜的草坪。我们的朋友，那一只渡鸦栖在两把钥匙上的图案，出现在大门边的石墙上以及前门上方的门楣上。我们是从小客栈步行过来的，距离不远，走得很愉快。靠近庄园时，发现门外停着一辆马车，一个男人匆匆地从房子里出来，爬上马车，迅速把门关上了。车夫挥鞭策马。马车辘辘地顺着车道与我们擦身而过，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但我已经认出了那个人。“福尔摩斯。”我说，“那个人我们认识!”
“确实如此，华生。是托比亚斯·芬奇，对吗?阿比马尔街卡斯泰尔和芬奇画廊的那位年长的合伙人。非常奇怪的巧合，你认为呢?”
“确实显得十分蹊跷。”
“也许我们应该比较审慎地着待这个问题。如果拉文肖勋爵认为有必要卖掉他的几件传家宝——”
“他可能是在买东西。”
“也有这种可能。”
我们摁响门铃。一位男仆前来应门，他领我们穿过大厅，走进一间特别富丽堂皇的客厅。一部分墙面镶着木板，上面挂着家族成员的肖像。这里的天花板高得出奇，似乎能让任何一位来访者都不敢高声说话，生怕会产生回音。窗户上有竖框，窗外能看见—片玫瑰园和远处的一个鹿苑。硕大的石头壁炉周围放着一些椅子和沙发——那只渡鸦又出现了，刻在横梁上——壁炉里劈劈啪啪地燃烧着木头。拉文肖勋爵站在那里烘烤双手。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他一头银发梳在脑后，红润的脸膛毫无魅力。他的眼腈明显向外突出，使我想到这恐怕是某种甲状腺疾病的症状。他穿着骑手的上衣和皮靴，路膊底下夹着一根短鞭。我们还没有作自我介绍，他就似乎已经不耐烦，急于上路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是的，是的。我好像听说过您。是侦探吧?我实在无法想象您的业务怎么会跟我产生关系。”
“我这里有一件东西，我认为可能是属于您的，拉文肖勋爵。”他没有邀请我们坐下。福尔摩斯掏出那块怀表，递给庄园主。
拉文肖结果怀表，在手里掂量了一会儿，似乎不能肯定是不是他的。接着，他慢慢地回忆起来，认出了这块表。他不明白福尔摩斯是怎么找到它的。不过，他很高兴怀表失而复得。他一句话也没说，但是这些表情在他脸上依次出现，我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啊，非常感谢您，”他终于开口说道，“我十分喜欢这块怀表。这是我姐姐送给我的，真没想到还会再见到它。”
“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把它弄丢的，拉文肖勋爵?”
“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诉您，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是夏天在伦敦发生的，我当时来看一场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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