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医生和刑警都是案发后很快来到现场的。丁医生从医院直接来看鲁小姐，他离开手术室的时候，连手术服都没换下，听诊器、小件手术器械都还带着。
所以他和鲁小姐分手后，刚走出去就被叫回来了，他很方便地检查了尸体。跟着就打电话报警，警察马上赶到，封锁现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一个人离开这所房子。
再加上这所房子与世隔绝，所以对每一个人进行搜查都是很容易的。警察彻底检查过每一个人，每一处地方，想搜出凶器——一把匕首。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匕首不翼而飞，就像凶手一样无影无踪。最倒霉的是我因为案发时，在现场，所以无法参与这件案件。”
“匕首不见了。”我点点头说，好像忽然有一道光在我头脑里闪过。
“是的。”高建华接着说，“我告诉过你，雷怀远这个人有摆弄领带和领带别针的习惯，尤其喜欢摆弄领带别针。他这个别针像他本人一样，既引人注目，又是老式的。别针上有颗宝石，嵌在同颜色的环里，看起来就像一只眼睛。他对别针的专心致志，使我产生幻想，就仿佛他是佛教神话里的独眼金刚。不过这枚别针不但大，而且长。这使我忽然想到，他总是心神不安地整理他的别针，是因为它实际比外观还要长，长得像把匕首。”
我陷入沉思，然后点点头，问：“还想到过别的作案工具吗?”
“还有另外一种设想，”高建华回答，“是由两个年轻的军官——我是说那两个叔伯弟兄——当中的一个提出来的。他们俩，无论是鲁可还是鲁园，个人的最初印象，都不大像是对会科学侦探工作有帮助的人。鲁可是那种传统的典型骑兵，只关心马，再就是一心想为这个已经淘汰的兵种增光添彩的人，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关心。他的弟弟鲁园却在西藏边防派出所工作过，懂点侦察破案之类的事;当然，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侦察的。他十分聪明，我以为有点太聪明了。我和他对凶器有过争论，这场争论引出一些新的东西。争论是从狗对雷怀远狂叫开始的，他反对我的说法，他说狗充其量只会咆哮两声，不会狂吠。”
“他这话十分正确。”我评论说。
高建华说：“这个年轻军官接着说，如果说到咆哮，他听到过黑夜在这之前也对别人咆哮过，这些人中就有洛世军。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次谋杀明明白白不会是两三个人干的，尤其不会是洛世军干的。因为他像小学生一样的天真;而且整个事发期间，人人都一直看着他高高地栖在花园树篱上方。
“我这个伙伴说：‘我知道这事有点不好说，但是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到花园去一会儿。我要让你看一件东西，我相信还没有别的任何人看到过。’这是发现谋杀案当天，花园还是原来的样子。双脚高梯仍然立在树篱边，就在树篱下边，我的向导停下来，从深草里拔拉出来一件东西，那是修剪树篱用的剪刀，一个剪尖上有血污。”
沉默了短暂一会儿之后。我突然问：“律师到上校家干什么?”
“他告诉我们上校请他来修改他的遗产分配方案。”高建华回答，“等一下，关于遗产的事，还有另一件事我应该提一下。你知道，那天下午在花园凉亭里，遗嘱实际并没有签字。”
“我想是没有，”我说，“应该有两个证人。”
“律师在出事前一天来过，当时方案签了字。第二天，上校又把他请来，因为老头子对一个证人有怀疑，要再落实一下。”
“证人都是谁?”我问。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高建华急切地回答;“证人是那个秘书洛世军和丁医生，外科医生或者随便说他是什么。他们两个吵了一架。我现在不得不说，这个秘书可以说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他又热情又莽撞，热情容易转变，但不幸转到好斗和胡乱猜疑方面去了。转向了不信任人。年轻的军人总是那么极端轻信一切，要么怀疑。有时二者并存。他不仅通晓每一件事，而且他警告每一个人都提防自己的同伴。在他对丁医生的怀疑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进去。但就这个案件而言，他对丁的怀疑，却又不无道理。他说丁明并不真叫丁明。以前在西藏曾经见过他，别人叫他拉鲁。当然，这样一来就会使遗嘱无效。不过，他还善意地对律师解释法律对这一点是如何规定的。”
我笑了：“人们在为遗嘱作证时经常是这样。就这件事来说，这意味着按照法律，他们将得不到任何遗赠。不过丁医生怎么说呢?可以相信，这位天下事知晓一半的秘书，对医生的名字，知道的比医生自己还多。但医生对自己的名字总还是有些说法吧。”
“丁医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接受了挑战。丁医生是个怪人，他的外表非常出众，但有浓郁的西藏味。他年轻，总是蓄着一头剪得方方正正的披肩发。他的脸色苍白，苍白得怕人，也严肃得怕人。他的眼睛总好像在痛，仿佛该戴一副墨镜，或者他眼痛是因为头痛。不过，他很英俊。总是衣冠楚楚，笔挺的西服，洁白的衬衫。他的举止相当冷静、傲慢。看人的时候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让人感到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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