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克丽斯廷已回到她的公寓，复查自己的笔记和磁带。她本以为一旦保拉德消失，他的面孔就不再会浮现在自己的眼前。可事实并非如此。每天晚上入睡时，她仍能看见他举枪瞄准自己父亲的后背，看见她母亲的头被加侬近距离射出的子弹打穿。
当她在密歇根州初次加入射击俱乐部时，她就明白有朝一日她会用自己的枪抹去那两张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脸。多年以来，这两张脸时时萦绕着一个七岁女孩稚嫩的心灵。在她赢得了奥运会射击银牌之后，联邦调查局立即将她招募。从此，她更坚信替惨遭杀害的父母报仇雪恨、讨回公道，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
她在弗吉尼亚匡提克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里，第一次遇到了保拉德。虽然她从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可当她不经意地抬起头，想看看下一位发言人是谁的时候，猛地撞见了这张脸，她的心骤然停止了跳动。她扫了一眼他的外衣，看到深蓝色西装胸前口袋上佩有联邦调查局的徽章。对克丽斯廷来说，在这一瞬间，时光仿佛凝固不动，往日历历在目。二十年的岁月没在那张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似乎他还没来得及脱去那天夜里枪杀她的父亲时穿的那件外衣。
克丽斯廷惊骇得浑身颤抖，但她拼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她只感到天旋地转，无法挪动一步。她所能做的只是竭力控制自己保持沉默，注视着保拉德的一举一动，他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在发表重大观点之前先呷口茶的习惯。她注视着他和学员们在自助餐厅里共进午餐，注视着他跨进绿色的联邦调查局轿车驶出学院的大门。在她二十五岁的豆蔻年华里，她认出了残害自己父母的魔鬼。再过两年，她至少会杀掉他俩中的一个。
听到保拉德的苦苦哀求，使她获得某种满足感。但是冷眼观望匍匐在脚下恳请宽恕的杀父凶手，更令她感到莫大的快意。
的十年里，克丽斯廷每天都听一遍这盘磁带。今天她再次播放。保拉德述说自己本与她的父母无冤无仇，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他和加侬受胡佛的指使才敢做出这桩伤天害理之举。克丽斯廷不厌其烦地听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听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加侬。她决心要找到此人，为此耗费了十年的功夫查阅联邦调查局的花名册和卷宗记录，可仍未发现有关他的任何蛛丝马迹。
直到最近，她在翻阅现已开放，并电脑化的约翰·埃德加·胡佛的“私人卷宗”档案时，才发现了第一条线索。在六十年代的几件案例记录里，她看到了一个曾在联邦调查局里多次听到过的名字。
安迪·格林菲尔德当年是位资深的驻外特工，任联邦调查局在路易斯顿的堤阿洪地区的涉外机构主管，长达十五年之久。克丽斯廷想起了他的名字，因为他被强制退休，协助审核发生在纳科泊斯印地安人保留地的一桩扑朔迷离的谋杀案。
发现了他的名字后，克丽斯廷像个收到圣诞礼物的孩子那样欢天喜地。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迫不及待地飞到堤阿洪，打算向退休赋闲在家的格林菲尔德特工询问长期以来灼灼燃烧在她心际的问题。
她想得到的答案是：她的父母是谁?胡佛为何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谁是加侬?他现在何处?胡佛“特别计划”的其余档案又在那里?
然而，当她快要抵达目的地时，她清醒地意思到这些答案不会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必须靠自己去追根溯源。
当她第一眼见到格林菲尔德时，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他身材魁梧，有六英尺高，饱经风霜的脸上每道皱纹仿佛都在述说一个故事。与其说他是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不如说他像是个操劳大半辈子的纯朴的山民。尽管他手拄拐杖，但可以看出他并不需要，也许这是他身上一处旧伤留给他的习惯吧。
他的住宅相当宽敞，屋顶为尖型结构，坐落在斯奈柯河畔。这条河缓缓地流过华盛顿的堤阿洪，隔岸相望的则是路易斯顿和克拉客斯顿城。
格林菲尔德特工友善地接待使克丽斯廷感到放松。安迪(他特别喜欢别人这么称呼自己)说，缅怀逝去的岁月令他感到愉悦。但当问到早年在联邦调查局的经历时，他却面露难色地说：“我宁愿尽快把那些日子忘却。”
克丽斯廷耐心地敦促他，劝他向自己开启心扉，回忆尘封已久的往事。她说他们正在调查一桩案件，此案可能与胡佛“特别课题小组”在六十年代后期所办理的某个凶杀案有关。
当再次聆听磁带时，她深切地感受到在叙述他生命中黑暗的一页时，老人的声音充满着难言的痛苦和酸楚。
“特别课题小组实际上是胡佛为其肮脏阴谋而私设的小队，由胡佛直接领导。不管是何种情报都享有优先权。我1961年来到这个小组。开始之时，主要监督边境的法定权力。在执行任务中，我们常会遇到胆大妄为的不法分子，他们气焰嚣张，对政府或胡佛的命令嗤之以鼻，公然藐视。我们就抓住他们狠狠教训一番，让他们学会循规蹈矩。有时候，我们会从嫌疑犯身上获得别人无法得到的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六十年代变得越来越疯狂和荒唐。越南国土上硝烟弥漫，战火正酣。美国人已深陷泥潭。国内则涌现出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嬉皮士，黑人的民权呼吁也日益强烈。回想起来，可以说胡佛当时已处于早老性痴呆症的初期阶段。他要我们四处搜捕，把所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嬉皮士统统关进监狱，禁止黑鬼再次发起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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