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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秀尊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这里离梁城市街区很远。检察院有时为他们租赁一些外面的地方来调查比较敏感的案件，这样一是安全，二是避免有人打扰。她甚至在餐厅或者走廊里无意中听到的东西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反贪局所做的每件事情的性质都很敏感。该局所辖的科室调查的对象通常不是戴着面具、挥舞着手枪的银行抢劫者。他们常常是人们在报纸头版看到或是在电视新闻节目里被采访的人物。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就是说不是梁城人认为一般的人物。一般人物没有机会贪污受贿。活生生的事实多么令人触目惊心啊!
司徒秀尊伸了懒腰，她感觉浑身发紧，背部疼痛。她的鼻腔几乎全部堵塞了，脸皮发热，嗓子眼刺痛。但起码她还活着。不像刘建安。她先给他妻子打了电话让她知道她要去探望她，然后驱车直奔他家。司徒秀尊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但她已经知道她丈夫已经死去。司徒秀尊从那个女人努力说出的几句话的语调中听出来了。
一般情况下，一个职位高于司徒秀尊的人要陪伴她到丧失了亲人的配偶家里，说明检察院自上而下确实关心失去亲人的家属。然而，司徒秀尊没有等着谁来自愿陪她去。这是由她负责的，包括告诉他的家人刘建安已经因公殉职。
当她到达他家时，司徒秀尊直截了当说出此事，因为她担心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只会增大那个女人的痛苦。司徒秀尊对死者妻子的同情和感情从容而真诚。她尽量地安慰她，同她一起落泪。司徒秀尊想，冯秋芳是个再坚强的女性也会挺不住，那是她的亲人呀。说没就没了，她承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横祸。简直是祸不单行。她俩有点儿同病相怜，她比冯秋芳还要软弱、还要悲伤。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女人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还不是塌了天一样的感觉。
可以允许冯秋芳去看她丈夫的遗体。然后尸体再由法医剖检。张小鬼、司徒秀尊与公安局和律师办公室的代表一道参加了剖检汇报，所有这些人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们还要依靠冯秋芳帮助安抚愤怒不解的家属。期望自身悲痛的女人帮助甚至不能讲明她丈夫突然死去的全部经过的原因，这是有点儿强人所难，也有点儿残酷。但他们说明了利害关系，冯秋芳深明大义，她含着泪水答应了。不答应又能如何呢?人死不能复活，大树倒了难再扶起。冯秋芳做梦也没想到，一刹那，她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寡妇。她恨，她怨恨刘建安太正直，他们在一起生活她也曾埋怨他死板，都什么年代了，你就不会灵活点儿。最后她也没说不过他。他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说他有他的活法。这个活法要亲人们付出代价，这是他没想到的。也许想到了，他感觉只能这么走。
当司徒秀尊离开冯秋芳的家时，孩子们已经送到朋友那里了。司徒秀尊明显地感到冯秋芳在为她丈夫的死而责备她。司徒秀尊走回到她的汽车时，她的确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司徒秀尊现在感到的内疚就像是恶梦一样难以摆脱，就像一根刺扎在她的眼里抑或在她身体里游荡，让她感觉锥心泣血般的心儿一阵阵绞痛。她有责任缉拿凶手。
在刘建安家的外面，她撞见了亲自前来吊唁的梁城市检察院院长以及许多同事。检察院长对司徒秀尊失去手下的一个助手表示由衷的同情与哀痛。他告诉她，他已经了解了她同郑相林谈话的内容并且同意她的判断。然后他指出，结果最好快一些出来，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总得对梁城人民有个交待。
——公安局也在加紧工作。司徒秀尊说。
——我们干我们的，为了早日让死者安息，我们必须努力去破案。不要对他们抱有幻想。
——哦，我知道了。司徒秀尊感觉院长对她是信任的，她感到了温暖。
司徒秀尊一路上反复思索着，看来检察长的话意味着暗中支持她的工作，不对公安局抱有幻想，那就是自己快速行动，也许他不便细说这桩谋杀案的背后大有文章。
司徒秀尊回到办公室，看着杂乱不堪的办公室，突然想到这杂乱无章地办公室就象征着她个人生活的彻底瓦解，或者说是一种机能的失调。许多悬案的重要问题摆在她的书桌和小会议桌上。它们堆在她的书架上，堆在地板上，甚至沙发上，她经常在上面睡觉，远离她的孩子们。
如果不是她那家保姆和保姆十几岁的女儿，司徒秀尊真不知道怎么可能维持孩子们正常的生活。刘姨是个来自农村的一个好女人，她几乎像司徒秀尊一样爱着她的孩子们，她将房子收拾整洁，饭菜做的可口，衣服洗的干净。这要花去司徒秀尊一部分工资，可每一分钱她觉得都花得值。丈夫离世，经济上便吃紧了。而司徒秀尊就一个人挺着，没有过不去的事儿。这样生活再难她也要坚持。
司徒秀尊看看手表。梁城市检察院的工作室现在正在想办法使那盘录像带复原。因为在梁城市检察院，除了特选人员没有人知道她的特殊案子的存在，因此必需的实验工作一般用虚构的案名和档案编号发送。若有分开的实验设备和人员就好了，但那样将承担检察院预算外的巨大费用。通常，局里的一个联络员会配合司徒秀尊小组，同司徒秀尊一起协调处理实验室的提交物和检验结果。然而，司徒秀尊没有时间走正常的渠道。她已经亲自把录像带送交实验室，由于她上司的允许，那盘带子被当做特殊处理。非常案件吗必须有非常处理的方法。她在工作中很有主动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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