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个儿子?”
“是的，就一个。他在巴黎一家银行工作……”
“他和你一起住在这儿圣法尔若吗?”
“每天来回太远。他一般是星期日回来和我们一起过……”
“我建议你是不是吃些东西?”
“不，谢谢!”她尖叫起来，似乎梅格雷的建议是无礼的举动。
这时他才想到，他没看到她像其他人那样狼吞虎咽地吃一份三明治，或喝一杯列车上盛在不吸油的纸杯里的温葡萄酒。显然，她的尊严容忍不了空话。她以前不可能漂亮，但她五官端正，要是她的态度不那么冷冰冰的话，倒也不无一些魅力。幸亏她的脸上还有一种忧郁的表情，她的脑袋微微歪向一侧，使她的这种表情显得更明显了。
“为什么有人竟然要杀害我丈夫?你知道他有什么仇人吗?”
“没有仇人，也没有朋友!我们像所有那些经历过好日子的人一样，在战后残酷而野蛮的时期里，过着相当孤寂的生活……”
“啊，是这样。”
旅程似乎没有尽头。梅格雷几次走到过道上去抽上几口烟斗。天气炎热，他出了大量的汗，衣服领子已经变软了。他羡慕加莱太太，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就是在阴影里，气温也已高达华氏90至95度，坐在位子上的姿势和他们刚出发时一模一样，就好像她只是坐了一趟公共汽车似的，手提包放在腿上，手搁在包上，头始终微微侧向车厢门一边。
“他是怎么……怎么被害的?”
“电报上没有说……我想他们是早晨发现他死了的……”
加莱太太浑身一哆嗦，嘴唇张开，一时好像无法正常呼吸似的。
“那不可能是我丈夫……这张明信片就是证据，不是吗?……我真不该来……”
不知为什么，确切地说，梅格雷后悔没有把钢琴上那张照片带上，因为他发觉自己的脑子里现在凑不起那张脸的上半部分的模样来了。而对过于宽阔的嘴、硬而稀琉的胡子和肩部裁剪得很蹩脚的晨礼服，印象清晰。
火车抵达特拉基-桑塞尔火车站时已是晚上七点，他们还得沿大街走半英里多路，然后再走过卢瓦尔河上的吊桥。
这不是一条雄伟壮观的大河，只看见无数条小溪在颜色像过熟的玉米那样的沙洲间流动。在其中的二个沙洲小岛上，一个穿着淡黄色套装的男子在钓鱼。卢瓦尔旅馆出现在眼前，它的黄色的正面沿堤岸而立。
太阳射出的光线越来越低，但是空气潮湿、沉闷，仍然使人透不过气来。
这时走在前面的是加莱太太，梅格雷看列一个男子——显然是一个同行——在旅馆附近走来走去，梅格雷皱眉颦额，想着他和这女人看来一定是多么好笑的一对。
度假的人们，大多是全家一起，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正坐在玻璃游廊上用晚餐，戴着白帽、围着白围裙的女招待们忙碌地跑来跑去。
加莱太太已经看见了旅馆招牌，招牌周围是各个夜总会的标记。她匆匆地径直朝旅馆大门走去。
“司法警察局的?”那个值班的拦住梅格雷问。
“什么事?”
“他们已把他移到市政厅去了。你最好快去，八点他们要进行尸体解剖。你赶得正及时。”
该开始认识这个死者了!梅格雷仍然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去，像一个要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任务的人那样。后来，他有充分时间从头至尾回忆这第二次相会的情景;再也不会有第三次了。
在孕育着暴风雨的傍晚的亮光里，村子显得死白色的。鸡和鹅群穿越公路，过去大约五百码，有一块阴凉处，两个系着蓝围裙的男人正在给一匹马打马掌。
市政厅对面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人们坐在一张张桌子边，从红黄条子遮篷的阴影里，透出一股冰啤酒的香味，冰块浮在香味浓郁的开胃酒里，巴黎的报纸刚到。
广场中间停着三辆汽车，一个护士正在寻找药店。在市政厅内，有个女人用水哗哗地冲洗着灰石板走廊。
“对不起!……尸体?……”
“在后面!……在学校健身房里……先生们都在那里……你们可么打这儿过去……”她指了指一扇上方写着“女士们”字样的门，房子另一扇门的上方同样写着“男士们”的字样。
加莱太太带着出乎意料的自信往前走。梅格雷估计，是她内心的焦虑驱使她这样的。
在学校院子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抽着纸烟在来回走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他还不时搓搓那双显得神经过敏的手。另两个人在一张桌子边低声交谈，桌子上，一条白被单下，躺着一具死尸。
探长试图制止他那位同伴急匆匆地往前赶，但来不及干预了。她已经走进健身房，她在桌子前站了一会儿，然后用力吸了口气，猛地探开了床单。
她没有哭。那两个在说话的男人转过身惊讶地看着她。医生边戴橡皮手套，边冲着一扇门喊道：“昂热尔小姐还没有回来吗?”他说着脱下一只手套，又点上了一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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