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理由是：现场的桌子上有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由此可见凶手不是流贼而是篮本熟识的人。对于这一点，隆吉提出：“自己与篮本并不太熟，除了业务上的事以外，从未与篮本交谈过什么话，何况自己一次也没有去过篮本所住的公寓。”此外，根据推测，凶手根本没有用手碰过自己的杯子，凶手是看准篮本一时不留意而扑了过去的。
第三个理由是：根据新的刑法，物证在证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警方仔细探查了留在现场的凶器—毛巾究竟是谁的?当查明毛巾的主人是篮本同一个寇里的隆吉时，隆吉的嫌疑也就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点，隆吉的脸色都变了，他辩解说：“虽说这条毛巾是我平时在单位里使用的东西，但是几天前就不翼而飞了。”
第四个理由是：在隆吉办公桌的右边最下面的小抽屉底下，发现了隐藏着的活期存摺，就是篮本被窃的那一本。对于这一点，隆吉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这东西怎么会放到抽屉里的，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隆吉的态度显得有点强词夺理，这就更给刑事员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第五个理由是：隆吉提不出自已“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据推断，行凶的时间是在前天晚上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之间。平时在这段时间里，隆吉应该在自己又脏又小的公寓里看看书什么的，可是唯有前天晚上他出去了，而且他对这一点所作的说明，有明显的编造迹象。
“前天晚上，大概是九点钟，有一个女子打电话来。这个女人在电话里说，‘针生让我转告你，要你立即到‘七叶树’这家店里去一下。’于是我换上衣服，慌忙离家赶去。”隆吉说道。
这个正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发色乌黑，前额短窄，还留着孩子的稚气，他脸上的表情很认真。然而他越是认真，就越象早就预料到而将事先准备好的词儿背一通似的，给人一种显然是编造的感觉。他所说的针生，是朱骛子的姓。
“七叶树?这是一家什么店?”
“咖啡馆。电话里说：‘在靠近神保町的交岔路口，你到那儿马上就能找到。’可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把十字路口的两侧和里侧的房子挨着门面找过了，依然没有。我走着找着，花了一个半小时，弄得精疲力尽，只好回家。第二天我碰到针生，问她是怎么回事，针生说，她根本没有托人打过这种电话。这时我才明白我是受谁的骗了。”
“你在路上没有遇见过什么熟人吗?”
“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遇见过。”隆吉颇似懊恼地咬着嘴唇。尽管隆吉否认作案，警方还是把这件案子送呈检察厅处理了。
“那么，你是认为另外有一个人事先布置了圈套?”鬼贯问道。
猿丸慢慢地，简直很有把握似地轻轻点了点头，他的相貌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长着一对明亮深遂的眠睛，给人以富于理智的印象。猿丸和鬼贯不同，念的是经济专业，要不是干上了现在这一行，今天一定是某某公司的处长、科长一级的人物。二科的人都很用功，猿丸也不例外。前些时侯还看到他在复习凯因斯〔凯因斯(1883—194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原理呢。
“那个人可能了解篮本被杀后我们就要发愁了。”猿丸说。这里的“我们”当然是指侦查二科。
“这事可不许外传噢，今年年初，我从一个熟识的贸易商人那里听来一件趣事—某宫厅经理部的一个年轻的会计科科员，乘着‘凯迪列克’〔一种高级名牌轿车，是全世界最大的芙国通用汽车公司出产。英文名Caddil1ac。〕到处兜风，他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纳妾两名，在贸易公司投资，在热海买了别墅。我觉得这家伙不寻常，便在私下探查起来。这个会计科科员就是现在被杀的篮本万作。”猿丸说道。
“怪不得他那么阔气，会住在高树呀的公寓里。”
“岂只如此而已，他在市内还有两处小妾的住宅呢!在神乐阪的妓院街有一个艺名叫什么屯驹的艺妓，篮本花了九十万日元替她赎身，让她住在赤阪。篮本还让一个舞女住在代代木初台的一所房子里，这舞女当选过‘日本美女’。对于篮本过着比传言有过之无不及的奢侈生活，我们都大为吃惊。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小小会计员，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收入!我想他一定是贪污了公款无疑，便顺着线索探查下去，发现他近三年来盗窃公款达五千六百万日元。按我们这样的收入标准，得工作两百年〔原文如此。本文最初发表于1957年。〕才可能到手这个数目的钱。”
“不过，他独自一人恐怕干不了吧，应该有同党合伙的吧?”
“不错。”猿丸深深地点点关，“那个同党就是副科长。每当篮本轧好账来结算账目时，副科长就操纵科长，使科长糊里糊涂地‘??’盖上章。这副科长年岁要大一点，毕竟世故得多。他比篮本狡桧，住的房子和一般的职员阶层毫无两样;在上下班的客流高峰期间，照样挤电车;身上的穿着也很朴素;只是在吃的方面稍稍讲究一些。他让妻子在新宿开了一家搞家庭副业性质的手工艺品商店，把这方面的收入也计算在内，人们不会怀疑他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完全被他蒙蔽了。就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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