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在开支票时把金额数、署名、日期等专案一次填好的话，离家之前是他植田本人这一点虽然可以毋庸置疑，但是从内衣商店回来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植田本人就没法得到确证了。于是植田必须设置一个证据，以证实从内衣商店回家的人确实仍是他植田本人才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要招致不必要的怀疑，也就是为了使他植田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无懈可击。因此植田就采取了在离家前和归家后分两次留下笔迹的办法。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好象并不是非支票不可，也可以利用写字台上的笔记本写下些什么字迹。其实不然，植田的目的是为了替日后留下证据，要是小早川不慎将留下字迹的纸遗失，那就麻烦了。鉴于这种情况，植田想到支票倒是最理想的—支票这贵重物品会使对方慎重对待的，而且支票使用过后，银行方面也会保存一定的时期，一旦有所需，就可以拿出来作证。
洞悉植田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举动中竟然隐蔽着很重要的机关，鬼贯可吃了一惊。与此同时，鬼贯思考起这么一个问题来。植田连这种细小的地方都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可见他那无懈可击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安置的伪证。
四
第二天傍晚，在大家纷纷离开公司下班的时候，很出乎朱骛子的意料之外，她接到了鬼贯打来的电话。鬼贯说，有话要谈，请朱骛子去一次。
朱骛子乘上地铁在神宫外苑下车，她不认识电话申指定的场所，白白耗费了一些时间之后，总算发现鬼贯坐在长凳上。
“哟，欢迎。我想，昨天我那些冷酷无情的话一定让你感到悲观失望了吧。”鬼贯说。
朱骛子觉得，与昨天的谈话相比，鬼贯今天的神情和嗓音很爽朗，仿佛换了一个人。她看看对方的大眼睛，又看看他那拉长了的下颚，心里在想，他将说些什么呢?朱鸳子小巧端正的脸上浮现出期待的神情，接着又混进了稍带恐惧的表情。鬼贯往下说道：
“你昨夜睡得好吗?失眠了?这是我的不好，请你原谅。不过今天我有好消息了。在咖啡馆会被别人听去的，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
一个牵着狗的青年从嫩绿的树叶下通过，鬼贯便闭上口不作声了，直到那个青年在前面拐了弯消失之后，鬼贯才回过头对朱骛子说道。
“昨天晚上，我从各方面再次分析了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结果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向你谈过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了带决定性的证据，它可以证明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伪造的。”
“啊，你发现的是什么呀?”朱骛子问道。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的。那是我好几次亲眼见过的，但是我一直熟视无睹，直到昨晚才恍然大悟。”
“听你这么说，我是否可以这样来解释—你这话意味着植田伪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已经被识破了?”
“不，这二者有一定的关联，但严格地说来，当是两码事。不过植田氏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反正是不能成立了。”
“啊，”朱骛子张开了红红的嘴唇，露出一口雪白发亮的牙齿。那样无懈可击，连鬼贯自己都几乎打了保票的完全可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到底被识破了吗?
“说来是很平常的事，只须把钟表的指标拨慢一个小时就行了。这种手段虽然简单，但是怎样才能瞒过证人的耳目却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你所知道的，凶杀案发生在九点钟至十一点钟之间，。若问在这两个小时内，植田氏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支柱是什么?当然是钟表的指针。请你算一算，在这桩案件里，不管是直接有关还是间接有关，共牵涉到几只钟表?”鬼贯说。
朱骛子扳着柔软的手指慢慢地数着说道：
“首先是植田家书房里的座钟，还有证人小早川的手表;此外，九点钟播送莫札特乐曲的广播电台的报时钟也该考虑进去吧。”
“对，除此以外，橱原内衣商店的钟也应该算上;最后还有送炸虾面条来的荞麦面馆的钟。总共是五只钟表。植田氏把这五只钟表分别拨慢了一个小时，于是伪造了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至于植田氏是怎么安排而达到了目的的?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总算解开了这个谜……啊唷?”鬼贯的视线落到了戴在朱骛子纤细手腕上的手表上，“这只手表很惹人喜爱呢，可以让我看看吗?”
这决不是那种值得赞赏的手表，朱鸳子稍事犹豫后，无奈何地摘下了手表。
“这是国产的便宜货。”朱骛子说。
“很有气派。一个人要是戴上那种叫作什么‘臭虫’〔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日本出现的一种小型女式金表。〕的走私表，连人都会显得轻薄、肤浅了哪。”鬼贯说。
鬼贯的语调并不象在特意恭维，他接过手表，边瞧边继续中断了的话题，
“且说小早川君，他说他进植田氏的书房时，书橱上座钟的指针正指在八点五十分上。然而正如我先前所说，这时真正的时间应该是九点五十分。所以很显然，座钟的指标是被谁拨慢了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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