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阿骛哪，植田他不是有什么兄弟和表兄弟吗?要是拜托兄弟做替身的话，植田的朋友和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很可能会轻易上当，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现在的人哪，只要你肯出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呢。”
朱骛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她否定了母亲的好心分析，说道：
“你说的这一点并没有遗漏掉，已经调查过了，植田给他的朋友、给内衣商店的老板都开过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笔迹。而警部先生从银行把那支票借出来送到警视厅的检验室鉴定过了，确定支票上的笔迹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写。可见在家中饮酒的人，出现在橱原内衣商店里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换句话说，植田绝对不可能去青山高树町杀了人再回来。”
“但是，植田去还钱给那家内衣商店老板，这事毕竟有点蹊跷。也许植田确实是去内衣商店还过钱，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时间坐计程车驰往青山吗?”
朱骛子的母亲总想努力找到一条破绽，她继续无力地挣扎着。因为确认植田是凶手的话，隆吉就无疑能回到女儿身边来了。
“你说的这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从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内衣商店，只须六七分钟的时间。植田来回的时间和内衣商店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绝对去不了青山的!”朱骛子说。
植田是九点零五分从家中出去的，七分钟之后，在九点十二分到达内衣商店。植田和内衣商店老板闲扯了十分钟左右，给老板开了支票。老板留植田再聊一会儿，植田因为有客在等着，没有答应，向老板告辞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点二十八分。可见，即使雇了计程车植田也绝对没有往来青山行凶的多余时间。朱骛子想，举出这些资料给母亲听的话，只会把母亲的脑袋搅昏，所以就没再往下说。
“难道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不会撒谎吗?他就那么可信?”朱骛子的母亲又问道。
“哎，他没有撒谎。当时，有一个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职员恰好来店里买衬衫，这个职员看见了植田。听了警方调查得来的详细情况，连我也觉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可信的。”朱骛子回答。
“这么看来，凶手是别的人罗?”
“不，不是这么回事。猿丸先生说：‘凶手肯定是植田。’他说：‘可以肯定，鬼贯君是被植田假造出来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所蒙蔽了。’可是这个假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又毫无破绽……”朱骛子低声嘟哝着，像是讲给自己听似的。
朱骛子的母亲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女儿才好，只得不胜怜悯地注视着女儿。她曾经扳着指头翘首盼着的结婚后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场美梦而已。
“别那么悲观失望，天无绝人之路。喏，把碗递过来，今晚我做了阿骛你最喜欢吃的炸虾饼呢。”朱骛子的母亲强作欢颜，嗓音明朗，像是在替女儿鼓气。无论怎么说，在当时那种场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适当的话了。
且说这个时候，鬼贯正在国分寺的自己家中独自吃着晚饭。他一个人过着连小猫都没有一只的独身生活，晚饭当然很简单。
鬼贯回想起白天在虎门的咖啡馆会见针生朱骛子的情形。当他把调查结果告诉朱骛子时，她的神情懊丧极了。想到这些，鬼贯觉得很不是味儿，下颚不由动弹起来。根据内衣商店老板和荞麦面馆老板提供的证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阶堂隆吉是凶手了。
话虽是那么说，但是鬼贯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这桩案件老是在心头萦回。若要说这种想法有何根据，那连鬼贯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松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他总算发现，问题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据小早川所说，植田在开支票的时候忘了签日期，植田是从内衣商店回来后补签的。对于这件事，鬼贯表面上像是听听算了，但内心里总觉得植田的行为有些反常——对一个开惯了支票的人来说，那毕竟有点粗心过份了吧。
可是仔细一想，似乎又没有必要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费精力侦查一番。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鬼贯又觉得这其中好象潜在着某种目的，植田也许是故意那么干的。鬼贯便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了当事人植田的地位上来分析，还反复考虑。如果植田他在签名问题上不那么干，会产生什么不方便?
鬼贯认为，恐怕植田预料到员警会怀疑他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也一定料到员警会怀疑那个在书房里吃荞麦面条、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还是替身?植田博人有两个兄弟，一个名叫雅人，一个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员警在迫不得已时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植田请求兄弟来做替身，并和妻子合谋，他植田演的这出戏不是不可能瞒过证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预先明确，那个与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别人替代的，于是就考虑到只有采取留下笔迹这个办法了。而开支票就是实现这一办法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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