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良心发誓，我一定说实话。既不说一句谎话，也决不隐瞒任何事情。”小岛重三用低沉而严肃的声调宣读印在宣誓书上的公式文章。
“证人若说谎话，要以伪证罪论处。但证人认为有可能追究自己刑事责任的内容，可以拒绝作证。”审判长也鹦鹉学舌般地宣告他的公式文章。这是不论什么证人，也不论在什么时候登上证人台上的时候，审判长一定要重复的话。
接着，天野检察官站起身来，开始进行直接发问。
首先，循例询问了证人的职业、经历等以后，马上进入正题。
“证人认识被告吗?”
“认识。”
“证人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战前的四年和战后的五年被告在我们‘戏曲座’工作过，那期间我们有些联系。”
“证人在剧团中是什么地位?比方说是不是团长?”
“准确地说，有一点区别。本剧团由十名干事和五名委员决定并执行最高决策。又经过选举从委员中选出一个代表。我到现在当了三届共为期六年的代表，对外代表剧团。”
“现在剧团有多少人?”
“演员、干事、事务员、研究生等，共约一百二十人。”
“被告在剧团工作，是什么时间?”
“战前从一九三七年列一九四一年他在剧团，战争爆发前应征入伍，后来战局恶化，剧团被当局解散。战后，一九四七年剧团恢复，一九四八年他又回到剧团，一直到一九五三年。”
“被告做演员的成绩怎样?”
“战前，我对他的前途抱有很大希望，当时我想，这样努力干下去，将来可能成为代表剧团的名演员。但是，战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几年的军队生活和以后几年的西伯利亚拘留生活，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在那种异常的生活环境下，也许是不得已的。”
“战后的五年间，被告是几乎没有登台演戏吗?”
“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后，一次也没有登台演出过。”
“那么，从那以后，被告在剧团干什么来着?”
“那时我们已经对他的前途不抱什么希望了，当然是指在演员的前途方面。他向剧团提出想在剧团继续工作下去，他说叫他做点什么工作都行。正好这叫侯助理干事出了一个空缺，于是暂时就让他补上了。”
“后来，他当了两年的正式干事，是吗?”
“是的。”
“那么，后来他退团是自愿吗?”
“不是的，本来是可以由委虽会作出开除的决议，并进而提出刑事问题。但是考虑到他的前途，采取了劝他自动退团的方式。若是打个古老的比方，就好象是木盘里放上短刀摆在心面前，叫他自己剖腹自荆”旁听人立刻骚动起来。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秘密或罪行就要暴露出来。这种兴奋，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也立即领悟到了检察官的用意所在。
一九五三年的罪行，不管情况如何，只要不是杀人，到现在恐怕已因时效关系而不能追究了。不管揭出什么事实，恐怕出是不能起诉的。
但是，其结果会使被告在这次事件中的嫌疑分量加重，是毫无疑问的。
我偷偷地看了百谷律师一眼。我想他可能要提出异议，说刚才检察官的询问与本案的审理无关，但他是那样泰然自若，他的表情使人怀疑他是否听见了检察官的话。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天野检察官好像预料到会遇到反击，所以稍停片刻才接着这样问道。
“他侵吞了本来应该交给剧团的三十万元公款。因为是他主管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真相从其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大吃一惊，于是马上把他找来，追问的结果，他终于承认了。后来，委员和干事几经计议，最后采取了刚才说过的那种处理办法。”
“你说的其它事件，是什么事件?”
“某团体的女会计企图自杀，幸而未遂，她现在还活着。因为她现在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所以不便说出她的名字。她是因为浮借给被告村田的钱收不回来才寻短见的。”
“她浮借给他多少钱?”
“我记得大约是三十万元。”
“那么说，当时被告用不正当手段前后共弄到六十万元，而且都用于个人目的了，是吗?”
“当然，我们当时就追问他这笔钱到哪里去了。我们想，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根据具体情况，总能想出个补救办法的。但是他怎么也不肯说钱于什么用了。不管我们怎样追问，他总是东拉西扯地回避责任。我们一气之下就采取了上述的措施。”
“关于这笔饯，他写了在以后归还的保证书吗?”
“保证书是写了，但实际上连一元钱也没有归还剧团。因为我们不愿意家丑外扬，只好在账面上作作文章，委员干事们每人再拿出一点钱来，用半年时间总算填补上了这个窟窿。”
“从那以后，不论在公事方面还是私事方面，证人都没有和被告有过任何接触和联系吗?”
“他若还有点良心、知道点羞耻的话，大概不会有脸再来见我们的。但在一年以后，他又到我家里找过我一次，我说不愿见他，把他撵走了。就这样，七年以后的今天在这个法庭上第一次又见到了他。”证人瞥了被告一眼，他的脸上好象还在燃烧着当年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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