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钥匙平时虽然带在身上，去大阪出差，好象应该放在家里。但是，因为他是为了特殊的目的回家来的，钥匙当然要带在身上的。”
“康子没有养着狗吗?”
“她说她讨厌猫和狗。”
“我对康子当时的心理，实在有些难以理解。一般的妇女，在丈夫出差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都害怕有小偷进来。若是有个狗也好，或者有个女用人也好，而她却把通勤的女用人也打发走了，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了。要是一般的人都会想请一个亲属来作伴过夜的。”
百谷律师这样问的意图，我实在不甚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使我担心他是站到检察官的立场上去了。
当然，他可能是设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因而想把话题引到那方面去，但是我想这对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被告来说，会不会反而带来灾难呢?
“好象有一种预感似的，前一天中午我还问过她这事呢。”
“康子怎么说呢?”
“她好象满不在乎的样子，头一歪说道：‘是不是我天生胆子太大呢?’她还说她枕头旁边就有电话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拨110号，没有问题。”
百谷泉一郎叹息了一声。他的表情，就象想上场就打一个远球以扭转战局，但一连三下都打空了的棒球打手一样。
“那么，你在往外搬运尸体的时候，没有什么么奇怪的情况吗?”
“给死人穿大衣倒很顺利，但穿鞋的时候可费了点劲儿。倒是听人说过，人死了以后，尸体越来越硬，或者肿胀起来。当时我想，怎么这么快就……?!”
“当时没有别人在场吧?”
“没有……”
“一路上和在旱桥那里，都没被人发现吗?”
“是的，没有。”
“从汽车里往外扛尸体的时候，感觉怎样?”
“好象扛着一块软石头，我边念叨着‘为了帮助康子，要忍耐，忍耐’，眼一闭就把尸体从旱桥上边扔了下去。”
“现在转入第二次事件。在那以前，那个打火机，你带在身上吗?”
“好象是带在身上，但那些天，记忆有些混乱，我也没有信心说得太肯定。”
“那天，没有被人偷走或者掉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关于打火机的事，我可说不清楚……”“你说东条康子死后，你马上就意识到是火车轧碎了尸体，这是不是听别人说的呢?”
“好象是在电话里听津川广基说的。但是，他若一口咬定说他没有说过，那也只好各执一词了。在那些天里，我都快要发疯了，也没有把握说肯定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那么，假若不是从津川广基那里听来的话，你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呢?”
“现在想来，事情也许是这样：康子在我们最后见面的那天夜里曾对我说，‘死的话，怎么死最舒服呢?……卧轨是很痛苦的吧?’从这句话里，使人感到她为了赎自己的罪过，下决心要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受一番痛苦。那时我当然想尽力法来安慰她，但她说的那句话老是萦回在我的脑际。轧死的印象是不是就从这里得来的呢?”
“你是说关于第二次事件，你在听到电话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吗?”
“是的。关于这一点，在警察局，在检察厅说过好多次了，我一直坚持说：‘假如我真地是这一事件的犯人的话，为什么我还躺在家里睡懒觉呢?不是应该早早逃走吗?’”“对此，警察方面怎么说呢?”
“他们从各种角度向我进攻，但他们都是在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话，我可不能一一说清楚，总之，大意是这样;‘因为你第一次的罪行完全未被发觉，就觉得这次也不会出问题。现在要露出马脚来了，你就气急败坏起来。’”“这一点你始终加以否认，对方说什么呢?”
“他们大为恼火，虽然没有动武，但对我大骂一通，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好了，不管嫌疑犯怎样否认他的罪行，我们也可以移送检察厅，检察厅也可以据此起诉!’”“这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这时已经对一切都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被人相信，这恐怕是命该如此吧。我想过去恐怕也有不少人以冤罪被判死刑，一边喊着‘我不是真正的犯人!
“一边被拉上绞刑架的。我想，我也将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吗?可是，到法庭上还有一次倾诉自己心情的机会，在那里也不被相信的话，就只当自己在战争中死掉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那么，现在你觉得把自己想说的话都毫无遗漏地说尽了吗?”
“要是想把我的心情说完道尽，用几个钟头，不，用几天的时间恐怕也不够的。不过，最重要的话，已经在这个法庭上重复过好几次了：用汽车把东条宪司的他杀尸体运走，从旱桥上边把尸体扔到国营铁路线上，是我犯下的罪行，为此受到多么重的惩罚，我都没有异议。但是，但是……”村田和彦说到这里中断了。
“在东条宪司生前，我们一次面也投有见过。假如他闯进我和康子睡觉的地方，他即使狠狠揍我一顿，我也会一声不吭地任他去打……我是新平民出身，我是一个受惯了无端的压迫，从末想到过抵抗的人。而且，在那种场合，我是有罪的——我在康子丈夫的眼里，是杀了也不解恨的人……”他象咽着眼泪似地说到这里，又停顿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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