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是说若是被送到南方去，战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幸，是说战争结束时，他被苏军俘虏，在严寒的西伯利亚的收容所里度过了三个冬天。
一九四八年，他被遣返回国。重建的“戏曲座”热情地欢迎了他。但他的演员生活道路，不是平坦的。
开始他当过一段时间的电影演员，而且相当受欢迎。但后来慢慢地听不到他的名字了。
我记得当时好象听说过他得了氨基丙苯中毒症，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记忆有些模糊了，而且我也没把握说那种传言就是实有其事。
总之，从报社的资料看来，他因感到“自己在演剧方面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于一九五〇年退出了舞台生活。但是他仍然继续在剧团当了三年的管理人员，这可能是因为他对演剧这一行还有留恋不舍的心情。
一九五三年他正式退出了剧团，但关于其中的经纬、反复查阅资料室的资料，也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正好这时候，负责新剧方面工作的老记者因病休假，代理他的工作的是一个一九五五年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我也就没特意去拜访那位老记者了解当时的情况。
村田从那以后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买了现在的住宅，又买了一辆半新的自用小轿车。不论怎么说，总算相当不错了。
奇怪的是，他一直在做什么事情，现在靠什么生活，就是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也没搞清楚。据说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当然，这会引起人怀疑的。我看到这样的材料的时候也曾想过，他是否用犯罪的手段，例如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等非法手段搞来的钱呢?
根据起诉书，他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和这一案件的第二个被害者东条康子偶然相遇的。
因为康子在战前曾经是“戏曲座”的研究生，若是当时两个人就有较深关系的话，那么，二十年后再见面时也会认识的。
战前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恐怕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知道，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感觉到他们之间有相当深的关系，恐怕那时已经有肉体关系了。
一九五八年康子是三十五岁，作为一个女人，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年龄了。一个已经结婚但没有小孩，生活上又没有任何不自由的女人，是很容易见异思迁的。康子和村田遇到一起，就象干柴遇上了烈火，那是不奇怪的。
总之，在一九六〇年一月发生第一次事件以前，他们一直继续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是事实。
一月十六日夜里，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当时的情况，起诉书中描写得相当细致。我在这里只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那天晚上，康子的丈夫东条宪司预定坐夜车去大阪出差。康子认为她丈夫绝对不会回家，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把村田和彦带到自己家里来了。
可是，东条宪司忽然在深更半夜回来了。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想象力多么贫乏的人，也会想象得到的。毫无疑问，三个人之间一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第二天早晨，就在国营铁路山手线目黑站附近的旱桥下边的铁道上，发现了东条宪司的尸体被火车轧得七零八落，真是叫人惨不忍睹。
听说若是熟练的司机，从微小的震动中，就可以感觉得到火车轧过了人的身体。若是特别敏感的司机，连轧过的是活人还是死尸都能分辨出来。这可能是多年养成的特殊感觉，这种事情，我是无法加以可否的。
据说这列货车的司机在有所感觉的刹那问，条件反射地看了看表，时间是两点十一分。
我想这是可信的。
当然，对死尸立刻进行了解剖，结果断定是“死后轧断”。
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是自杀还是被遗弃的他杀尸体，是困难的。这在下山事件①中，也是成了大问题的。即使列车轧过叫是死尸，也不能排除是自杀，固为若是在列车通过以前从早桥上边跳下去的话，十成有九成九是要立即摔死的。摔死以后被火车轧过去，解剖时不会有生体反应，连我这个对医学完全外行的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解剖的结果，推定死亡时间是在夜里十一点前后到凌晨两点左右之间。当然，这种鉴定是不能准确的断定是几点几分死亡的。把死亡时间限定在三个小时左右，要算是相当精确的了。
但微妙的是，推定死亡时间和列车通过时间相重复。列车通过时间两点十一分当然包括在“两点左右”这一概念之中。至少从医学上不能证明死者不是在火车就要通过的时候从旱桥上跳下去的，现在还没有发现他非在这里自杀不可的理由。要不是忽然发起疯来，说他是自杀身死，那是不可想象的。
旁听审判的时间长了，对“犯罪的人不是做得过火，就是做得不够”这句话，就有一种实在的感受，今天这个犯人的确是做得过火了。
死人身上的手表、钱包、名片和其他可以证明身分的东西，全被拿走了。这大概是想伪装成强盗杀人。但是，警察根据死者穿的西服上绣的名字和服装店的标记，在当天下午七点左右，查明了死者的身分。
康子立即被带到警察局的搜查总部。这种情况，若是有经验的搜查人员，马上就会看出破绽，但这次却叫她蒙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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