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方济各会的年轻修士从院子里出来，穿过马路。他们穿着棕色的袍子，系着白腰带，他们把帽檐拉低，只露出一张苍白内容的脸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他用希伯来语问他们，在哪儿能找到伯纳多神父。他们似乎有点迷惑不解，他心想：是新来的，就用英语又重问了一遍。
“诊所。”三个人中最高的那个说。这是个下巴铁青的年轻人，有热情的深色眼睛和外交家的谨慎举止，从口音上看，多半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
“他病了?”丹尼尔问，到现在才听出来自己也有口音。
“没有，”修士说，“他没病。他……照顾那些生病的人。”他停了一下，用西班牙语和同伴们说了几句，然后转回身来实体是事物性质的不可知的“基质”。笛卡尔认为有物质和精，说：“我带你去找他。”
诊所是间明亮干净的房间，闻着有股新刷过油漆的气味，放了十二张铣床，其中六张已被病恹恹的老人们占用了。
从木头框的大窗户望出去，可以见到老城里的各种房顶：泥制的圆顶，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上面插着电视天线——
不妨看成一种新宗教的尖顶。窗户都大开着，从下面的小巷中传来鸽子的“咕咕”声。
丹尼尔在门口等着，看见伯纳多神父正在照顾一位老修士。只能看到老修士露在被单外的头，头发剃光了，只剩青色的头皮，脸颊下陷，接近透明，身体缩成了一小团，在被单下面几乎难以辨认。床边的床头柜上，一副假牙装在玻璃杯里，还放着一本皮面的大号《圣经》。墙上接着的床头上方，耶酥在金属的十字架上痛苦地扭曲着身体。
伯纳多神父弯下腰，用水浸湿一块毛巾，用它来湿润老修士的嘴唇。他轻轻说着话，重新放好枕头，好让修士枕得更舒服些。修士合上了眼睛，伯纳多神父看他睡着以后，又过了几分钟才转身。他看见丹尼尔，笑着走近侦探，穿着凉鞋的脚无声地跳着，脖子上戴的十字架有节奏地来回摇动。
“沙拉维探长，”他微笑着用希伯来语说，“好久没见了。”从他们上次见面以来，伯纳多神父又脖了些。除此以外他一点都没变。富足的托斯卡纳商人的粉红色、肉嘟嘟的脸，充满询问意味的灰眼睛，贝壳一样的耳朵。蓬松、雪白的头发覆盖在强壮的大脑袋上，下面还有—团团的雪球——眉毛、唇须和范戴克式尖髯。
“两年了，”丹尼尔说，“两个复活节。”
“两个逾越节。”伯纳多面带笑容说，然后领着他走出诊室，走进—条阴暗、安静的走廊。“你现在在重案组吧——我从报纸上读到有关你的事。你一向可好?”
“很好。你呢，神父?”
神父拍拍他的大肚子，笑着说：“我恐怕有点太好了。什么事让你在安息日跑到这儿来的?”
“这个女孩。”丹尼尔说完，给他看看照片，“有人告诉我她曾在这儿干过活。”
伯纳多接过照片，仔细看了一下。
“这是小菲特玛!她怎么了!”
“我很抱歉，我不能说，神父。”丹尼尔说。但神父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粗壮的手指不由握住了胸前的十字架。
“噢，不，丹尼尔。”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神父?”丹尼尔柔声问道。
手指松开了十字架，又开始扭动一绺一绺的白胡子。
“不久以前——上星期三下午。星期四早晨她没来吃早饭，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
是尸体被发现的一天半之前。
“你什么时候雇用她?”
“我们没雇用她，丹尼尔。大约三周前的一天夜里，罗塞利修士发现她坐在新城门里的一条沟里哭，就在巴伯·贾迪德路上，实际上，那肯定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因为他参加了在鞭答堂进行的午夜弥撒以后，在回家路上看见了她。她没洗澡，饥肠辘辘，浑身是伤，不停地哭。我们领她进来，给她些吃的，让她睡在收容所的一间空屋子里。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日出之前就起来了——去擦地板，坚持说她要自己挣饭吃。”
伯纳多顿了顿，看上去很难过。
“收容孩子不是我们的习惯做法，丹尼尔，但她似乎喜欢这样，所以我们让她留在这儿，暂时地，吃一日三餐，做点活儿，不让她觉得自己是乞丐。我们想和她的家人联系，但只要一提家人就会把她吓坏——她会立刻哭起来，听着让人心碎，求我们别那么做。也许有点小孩子的夸张做作，但我敢保证她是真的吓坏了。她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我们怕她被吓跑，死在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但我们也知道她不可能无限期地和我们一起呆下去，罗塞利修士和我商量过把她转交给方济各会的女修道院。”神父摇了播头，“我们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她就走了。”
“她告诉过你她这么害怕家人的原因吗?”
“她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但我觉得可能是由于某种虐待。如果她告诉过什么人，那只能是罗塞利修士。可他从没对我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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