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上和纸盒上的字迹不同。信封上的较模糊，有点战抖，一定是模仿的。”
“这表明……这信封不是您那位部下写的，总监先生。我推测，这位侦探在新桥咖啡馆桌上写报告，封好后，一不留心，被人家掉了包，信封写的是同一个地址，里面却是一张白纸。”
总监说：“纯粹是假设!”
“也许是的。但有几条可以肯定，总监先生，就是您那位侦探的预感是有根据的，他已经被人严密地盯上了，他对莫宁顿遗产的调查妨碍了犯罪活动，因此他有极大的危险。”
“啊!啊!”
“必须救他，总监先生。从会议一开始，我就相信，我们碰上了一桩已经开始的犯罪活动。但愿为时还不太晚，您的侦探还没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啊!亲爱的先生，”总监叫道，“您这么肯定，我很佩服，但这并不等于说，您的担心得到了证实。韦罗回来，就最能说明问题。”
“韦罗不会回来了。”
总监说：“为什么这么说?”
“他早已回来了。接待员看见他回来的。”
“接待员一时看走了眼。要是您没有别的证据，表明这人……”
“我有，总监先生。韦罗回来了……在这留下了……在这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几乎认不出来的字母。您的秘书没有看见他写，我也是刚才看见的。这不是他已经回来的证据吗?而且是有力的证据。”
总监显得困惑。大家也都惶惶不安。这时秘书回来了，说谁也没见到韦罗。大家更是担心起来。
堂路易说：“总监先生，请您叫接待员来问问。”
接待员一进来，佩雷纳不等总监开口，先问道：
“你确实看见韦罗第二次走进这间屋子吗?”
“是的。”
“没有再出去?”
“是的。”
“您就没有走过神吗?”
“一秒也没有。”
堂路易叫道：
“总监先生，你有本年度的医生名录吗?”
总监找出一本医生名录，翻了一会，说：
“名录上没有贝拉瓦纳医生，阿斯托路十四号没有医生居住。”
警察总监说完这几句话，大家沉默了好久。美国使馆秘书、秘鲁公使馆专员十分关注地听着这番谈话。少校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他觉得佩雷纳不可能出错。
总监承认道：
“显然……显然……情况搅在一起……不如说模糊不清……那褐斑……那个医生……这个案件应该仔细调查一下。”
他似乎不由自主地询问堂路易·佩雷纳道：
“大概，在您看来，谋杀……与莫宁顿先生的遗嘱可能有关?”
“总监先生，这我不知道。也许应该假设有人知道了遗嘱的内容?”
“我认为不可能。您认为这可能吗，勒佩蒂依先生。因为莫宁顿先生似乎做事是很谨慎的。”
“你的事务所也不可能泄密吗?”
“谁泄密呢?只有一个人经手这份遗嘱，再说也只有我掌握保险柜的钥匙。每天晚上我亲自把重要文件锁在保险柜里的。”
“你的保险柜不会被人撬开吗?你的事务所失窃过吗?”
“没有。”
“你是上午去见柯斯莫·莫宁顿的吧?”
“星期五上午。”
“从上午到晚上你把遗嘱放进保险柜以前，那份遗嘱放在什么地方?”
“大约放在写字台抽屉里。”
“有人开过你的抽屉吗?”
勒佩蒂依显得惊住了，答不出话来。
“怎么?”佩雷纳又问。
“怎么!……是的……我想起来……是有点不对头……那天，那个星期五。”
“您能肯定吗?”
“对。”
“那天我吃了午饭回来，看见抽屉没有锁上，就把它锁上了，当时没起疑，也没怎么在意，今天才明白……才明白……”
这样，堂路易·佩雷纳的假设就逐步得到了证实，确实，他是凭几个疑点作的假设的，可是首先他凭的是一种直觉，一种洞察力，他没有经历这些事件，却能巧妙地把这些事件串接起来，在他身上，这种直觉和洞察力真是叫人惊异。
总监说：“先生，您得承认，您的诊断，多少带点偶然性，我们很快就可以用更客观的事实来检验您的假设。我派了一个部下去调查此事……现在他应该在这儿了。”
公证人问：“是调查柯斯莫·莫宁顿的继承人吗?”
“首先是调查继承人。两天以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搜集到许多材料，甚至了解……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今天曾对我的秘书说，一个月前发生了一起暗杀案。柯斯莫·莫宁顿先生不是刚好死了一个月吗?……”
他说着果断地按了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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