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主人没有进修过密探这门业务，但是他很健谈，以致任何一个职业侦查员都会妒嫉他。尤里·卡尔洛维奇善于分析政治，而使他发生兴趣的不是小伙子的回答，而是他的行为，正如有人向他汇报的那样，这个小伙子曾一度追求尤里雅。
他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因为年轻的缘故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的。他不想猜测，我想听他说什么话，可是，意志力坚强。他聪明、沉着，身体很健康，不好酒贪杯，有时候发点脾气，但不露声色。小伙子不错，挺不错，那么，女儿并不是我所臆想的那种轻佻的女人。但他为什么要搞政治呢?他在这样肮脏的水洼中找到了什么?或是在寻找什么?做生意是纯洁的事业吗?谁的母牛会哞哞叫呢?
“你没有说，我得向哪个岸边划?”戈尔斯特科夫饮了一杯酒。
“共产党不能交出钱来。叶利钦不需要金钱，他的钱绰绰有余，而从战术的观点出发，这种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他输了，您这个仇前执政党是要记住的。如果他赢了，那又要遭受到良心谴责，因为叶利钦记性很差，是带有代表性的。往事不计较，只要考虑眼前的利益。您不肯把钱交给日里诺夫斯基，愿上帝保佑，苹果组织打赢了，那么今日也好，明日也好，他们总是需要金钱的。”
“我看，你聪明透顶。”
“对不起，尤里·卡尔洛维奇，可是聪明透顶的人是不会有的，形形色色的蠢人碰到一起来了。而智慧如同金钱一般，是或有或无的，它永远是缺乏的。”
戈尔斯特科夫哈哈大笑，向阿连托夫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安乐椅中拉出来了：
“谢谢，你开导我了，咱们走吧，在这些人面前很不方便。”忽然有个人在门口问道：“不会把您的伙伴偷偷地扔掉吧?”
“好事情永远不会起妨碍作用，不过莫如给孤儿院捐款。再说，不用作基金，不作分户账，而是给儿童购买必需品，使人手一份。”
主人握住了客人的肩膀，使它挺直，看看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好像抑扬顿挫地说话：
“我喜欢你，小伙子。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告诉我好了。”他想了一下，补充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当斯坦尼斯拉夫遵照朋友和上司的要求找来的几个离职的侦察员来到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的办公室的时候，受庆贺的戈尔斯特科夫之家的客人们刚刚准备在节日的餐桌旁就座。
这时候侦察员们总共有四人。一个老同志曾经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古罗夫的小组中工作多年，一个离职的少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正在内务部的汽车库里当司机。老兵的孙子病得很厉害，治病正需要用钱，少校把自己的忧虑告诉斯坦尼斯拉夫，于是斯坦尼斯拉夫劝他请假去加入古罗夫建立的小组。对做侦查工作来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年纪大了一些，但是一个有经验的司机而且在侦查机关供职三十年，对这个案件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人。老兵的来临使古罗夫感到十分高兴，预付给他一千美元和斯坦尼斯拉夫在某一侦探局租用的“日古力”牌小轿车的第六号样品。
维特金·根纳季·美特罗范诺维奇是个具有二十年工龄的密探，外表很像克里亚奇科，中等身材，长得结实，一副假装呆气的普普通通的面孔。这个间谍很平凡，但会进行观察，很仔细地有耐性地执行各项指示。
柯托夫·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年老的侦察员，像他自己的犹太籍父亲——三等乐队的小提琴手，蓄着小胡子，戴一副眼镜，无论说他像谁都行，只是不像有经验的机灵的侦察员，他个子高大，病态般的消瘦，给人留下一个体弱者的印象，这完全不符合现实情况。柯托夫能用两手出色地射击，在街头斗殴中甚至可与古罗夫相匹敌。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他格里沙是个紧紧地绷着牛筋的骨架子。
加弗里洛夫·鲍里斯·叶菲莫维奇也是个因循守旧的侦察员，他有一副很严肃的外貌，如果柯托夫四十岁的时候看起来像个五十多岁的人，那么加弗里洛夫已有三十五岁了，看上去像个无赖的小伙子，准备在任何时刻把手伸进疏忽大意的女士的口袋或者夺去她的手提包。他穿着适宜：牛仔裤、越野赛服装、好像是在伊斯坦布尔旧货商场买来的皮绒大衣。在售货亭里，没有人会把一瓶伏特加送到他手上去，如果他要仔细地瞧瞧商标，人家便要他先付现金。他的上嘴唇上面有一道伤疤，而在上颚中的一颗金牙时时闪现出微光。鲍里斯卡——同志们这样称呼他——与任何人结伴或者一人在门口，一个人能顶三个人喝酒，他不引人注目地洒掉了半瓶酒，过了半小时又和街头的小无赖，所谓自己人混在一起了。
使所有出席的人联合起来的正是侦察工作的经验、对那些不珍惜他们的职业技能、不珍惜他们对侦探事业忠诚的上司的厌恶、对“能干的人们”暗含的仇恨，他们亲身忍受着这班人的诡诈和残酷。他们珍惜金钱，但不把它置于首要地位，他们希望赚钱，但不出卖自己，也不耍两面手腕。
在征集一小分队侦察人员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把某人的正派作风摆在第一位，伙伴们的所有其他品质或者更优，或者更劣，而诚实则是必须具备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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