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个十分好奇的……”
“而且是个普通的……”
“伙伴们，哪有工夫开玩笑，可是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古罗夫站立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因为我们都不是最聪明的人，所以有一个我们猜不中的计划。但是我们也无法了解，谁真正与我们为敌?”
“这不是犯罪，正在活动的是特工机关，”聂斯捷伦科坚决地说。“有人说特工机关会亮相，那就会使执政者名誉扫地，所以你的反驳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有许多特工机关，主要是可以假定，拟订计划的发起人也力图这使今日的当局名誉扫地。总之，列瓦，这种工作不合我的心意。”
“你醒悟过来，现在还不迟，华连廷，是吗?”克里亚奇科问道。“火车已经开动了，在办理我们的案子的时候，谁也不能在火车运行中跳下去，溜之大吉。没有这样的规矩。”
“而您，从前的上校先生，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只是从事精神教育方面的活动，是吗?”鲍里斯·加弗里洛夫很感兴趣，他的一只金牙凿闪现出一道微光，窃贼般地咧嘴大笑。
古罗夫默不作声，谈话时不插嘴了。
“你干嘛冲了过来?我为啥要后退呢?”聂斯捷伦科把一只酒杯中的酒倒进另一只酒杯中去，喝完两份酒。“说了，不喜欢，令人憎恶，我从来不去研究政治。而我是密探，把挽索套在自己身上了，我就得拉车。列夫·伊万诺维奇，你在问，我们和谁建立联系呢?我替你回答：和特工机关建立联系。但是它暂时只有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来进行活动。所以它不怕在巴黎暴露一个小伙子，在航空站暴露一个男人。而在巴黎的另外两个人是由另一个机关派来的，所以他们彼此都不认识。”
“好样的，华连廷，很相似。只不过是有点儿不协调。”古罗夫说道。
“我知道，我不能回答!”聂斯捷伦科长时间地破口大骂。“两个机关同时靠着一个人。我也不相信这样的巧合。”
“你们，上校先生们真是聪明透顶了，让个傻瓜说话吧，”伊里亚·卡尔采夫用手掌摸摸脸，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今天我们俄国出了一个大胡子，所以你们的逻辑不恰当，应该比较简单地思考。”
“说得对，伊里亚，要裁去一部分上级，”克里亚奇科发出了冷笑。“我懂得你的想法，支持你。右手不知道左手正在做什么。约莫出现了三十个总统候选人，这里既没有什么秩序，也没有什么逻辑，所以用不着去寻找他们。”
“假定说，”古罗夫打断朋友的话，“无论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了解情势。华连廷是对的：统治上层的金钱绰绰有余，因此统治者们对戈尔斯特科夫不感兴趣。但当人人被收买，人人被出卖的时候，特工机关里就会有一些奉行另外方针的人。”
“在我们的极亲爱的密探组织中告密者就不少于任何场所，我们都必须少管闲事，保持沉默。”根纳季·维特金说，同情地望着朋友们，“我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决不能轻信任何人。”
“我有一个人，我可借助他来试试看找到那个从航空站带走小姑娘的活动家，”古罗夫说，他意中指的是反间谍机关的上校库拉根。
他们在一间坐落于通往特维尔大街的小巷中的十分简陋的咖啡馆里会面了。两个上校差不多是同龄人，古罗夫比库拉根大四岁。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人在反间谍机关工作，而另一人在地方民警机关工作，但是今天他们实际上都从事着同一种工作——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制止有组织的犯罪现象，如果无法根除，哪怕就是吓唬吓唬贪污受贿的官吏也行。他们不是莫逆之交，但在很早以前便交上朋友了，有时候他们在平行的，甚至是纵横交错的工作上共事。
侦查员们点了一份枯萎的生菜，一片猪肉，矿泉水和咖啡茶，这使女招待感到失望，她对那些贫穷的顾客毫无兴趣。
“你打了电话，即是说，你执白棋，请先走吧，”巴维尔·库拉根说，他极其敬重同事，感激古罗夫在职务上提拔他，只是在不久以前他才开始用“你”这个人称和知名的密探谈话。
“我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会怎样说呢，巴沙，你还没有学会对待人们的正确态度。我打电话，是请你来见面，即是说，我有着某种需要，你应当减轻我的任务。”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不需要什么吗?也许要泄漏一两件国家机密吗?”巴维尔微微一笑。
“你不要抬高自己的身价，你并不知道一至两件机密。”古罗夫交出信封后回答，“你可能认识这个小伙子。”
库拉根略微打开信封，仔细地瞧瞧那个在巴黎认识尤里雅的维克多尔的相片，之后便把它还给古罗夫。
“我的记性变得坏透了，也许见过他，可是并不是在我的走廊里。”
应该明白他所回答的话，维克多尔不在巴维尔那里，而是在“事务所”工作，所以反间谍工作人员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不是这么一回事，”古罗夫点点头，“还想起问一下，看你对这么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也不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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