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除我而外谁也不认识你，”福金赞成杀手的意见，但也表示异议。保全自己的面子，不得显示出自己有点儿担心的样子。
“谁也不认识吗?”赫瓦特冷冷一笑，“这栋农舍算是你的吗?他们立刻会把它找到的。我到这里来过四次了，不是越过窗子走进来，也不是从炉子的烟囱飞进来的。不要以为我和你都是聪明人，在刑事方面人人都是贪脏受贿的人，都是糊涂虫。我说要预支百分之百的款子，作案后我得离开莫斯科。我要到高加索去，在那个地方要找到犯人是不可能的。”
当赫瓦特说出了这笔款子，甚至连这个善于自持的福金也突然说出话来：
“你神智清醒么?按照你的意思我是什么，‘帝国金币’银行么?”
“你不要生气，指挥员，”赫瓦特在和他共同工作的这段时间内第一次敢于用这种语调和福金谈话。杀手明了，克格勃分子原来就在隔壁，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说，我们一定能找到另一个执行者”这句话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谢苗·彼得罗维奇，你看，我正面临着怎样的工作。今日就应当和我的家庭告别，还得同女人讲清楚，我还有一个家，我必须赶快到特穆塔拉甘去。侦缉员们很快会找到我今日的那栋农舍。你说谁也不认识我，但是他们会看出我的特征。我是俄国人，高加索人马上会不同我来往。约莫四十岁的青年失去了联系，天寒地冻，一望无垠，寸步难移。中等身材，合乎标准的体格，这样的人何止千百万，但是对职业侦察员来说，所有这一切为数不少。他们将检验我今天在其中生活的传说，并且查明，这样的人并不存在，于是就到阿富汗去。我所面临的生活并不美满，我这个外来人甚至在高加索也将会暴露出来。我需要一笔能够维持两三年的款项。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你是知道的，我的处境会愈益恶劣，假如前执政党在选举总统时获胜，那么他们将要巩固公民证制，重新计算一遍人数，给他们办理登记，总之，你不得讨价还价，你想要我搞工作，那就请你付钱。
“你已经说了——一个星期。期限不长，这个星期我不到古罗夫跟前去。如果我亲自监视他，那就更容易用枪自杀啊!你应当派定一个监视他的对外观察机构。他当然感觉得到，但是密探不得不生活，不得不工作，他还要走动走动。大约一星期以后我应当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常到什么地方去，常用哪几辆车子驶行，只有在一定的地点通过忽然走近的方式才能把他抓起来。对我来说，任何监视和埋伏都已经取消，一定能够消除这样一个有飞天本领的花花公子，把他消灭掉。我应当外出一次——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你想，指挥员，我不会垮台。”
古罗夫“害病”四天，在主要问题上绞尽脑汁，为什么福金需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这个小伙子?密探坚信不疑的是，福金准备采取剧烈行动，影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力量的分布。这次行动的矛头具体地是指向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接受了指示，在行动中担负什么任务呢?这个小伙子在车臣失去了母亲，自己变成了残废，他充满愤恨，对发生的事件谴责一切，这样的小伙子多极了。伊戈尔有病，精神状态不稳定，射击水平不高，因此不能录用为狙击兵。当然，最自然的，富有吸引力的目标是总统。但是这个体力不强、精神状态不稳定、不善于射击的小伙子有什么机会去伤害那个受到各方保护的人呢?什么机会都没有。全都是“否定”。这一点福金比我更明了，古罗夫一边琢磨，一边在住房中踱着方步。然而阴谋家不知为什么需要伊戈尔·斯美尔诺夫，这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福金知道，我走出来对付他，而且干的是分内的工作。他非常熟悉古罗夫上校的情况，作为一个聪明的有经验的人，他应当戒备密探。
当密探监视他时，福金受拘束，不得不采取措施，借以摆脱古罗夫。唯一的方法就是消灭这个惹人厌烦的密探。怎样消灭他?福金有一个贮备已久，以防万一的杀手。正是时候了，可以让杀手恢复工作并向他指出又一个猎物。但是他这个有经验的人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未必就敢于仆向享有盛誉的刑事调查局的上校。所谓习惯上的大门口的埋伏、用地雷炸毁汽车的战斗、从那驶近或者齐头并进的汽车中发动的突然进攻、自动步枪的猛烈射击，在这里都毫无用处。因此不会有几个人同时发动进攻的事，只有一个人将被除掉性命。杀手必须确定进攻的地点和时间，即是说，要事先采取追踪的措施。但是有经验的人知道，在莫斯科市单独地跟踪寻找另一个有经验的人，是作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暴露自己。有什么出路?掌握职业技巧的“对外观察机构”应当借助几辆汽车的无线电联络来实行监视，而由一个职业杀手去执行使命。在理论上这都是对的，而在实际上却毫无把握。只能采用一种方法来加以检验，把汽车开到街上去，检验一番：会不会给我“带路”。我本人就不能安设这种掌握职业技巧的“对外观察机构”。
古罗夫看看手表，斯坦尼斯拉夫很快就会来，我和他讨论一下。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可以听见暗中约定的门铃声。虽然如此，古罗夫还是望了望锁眼，他确定站在门旁的正是克里亚奇科，然后打开了钢门。斯坦尼斯拉夫是个有经验的人，知道对这种事情不用过分谨小慎微，只是有时候显得粗心大意，因此他飞快走进住宅，把门都一一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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