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毅然给航空公司挂了个电话，预订一张中午飞迈阿密的机票。一定发生了什么怪事，在这紧要关头，他最好本人在场。
“给我说对了，不是吗?”安妮说。“事情很糟。”“我肯定这是一场误会，”布赖恩说。“所以我要亲自去那里，把事情澄清。”“我不知道我究竟作过什么孽，”安妮说。
“妈妈，”布赖恩说。“这不是你的过错。”弘熙的神情十分紧张。自从那次在楼梯井被肖恩吓破胆以后，他不太愿意再去监视他。但今天早上他别无选择。他奉命去监视肖恩的行动。当他看到肖恩情绪高涨地在实验室里干得真欢时，他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田中也在城里使他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减。两天前弘熙去机场接田中，然后送他到多拉尔乡村俱乐部。田中打算住在那里玩高尔夫球，等待须下公司的进一步命令。
星期五深夜他接到了命令。弘熙从田中的记录中了解到，须下公司董事会认为肖恩·墨菲对他们在福布斯中心的投资构成了威胁，决定把肖恩“请”到东京来，以便对他“晓之以理”。
弘熙与田中在一起时感到很不自在。当他知道田中同日本黑社会的关系时，他更加忧心忡忡。田中曾有意无意透露出，他根本不把弘熙放在眼里。
他们在机场见面时，田中只是敷衍了事地浅浅鞠了一躬。在去乡村俱乐部的路上，田中只讲了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却只字不提肖恩·墨菲。到了乡村俱乐部宾馆后，田中甚至不主动搭理弘熙。最糟的是，他没有邀请弘熙打高尔夫球。
对弘熙来说，这点点滴滴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弘熙给多拉尔乡村俱乐部宾馆打电话，找田中说话。总机说田中已去打高尔夫球，把电话转了过去。
田中来接电话了。当他听到是弘熙的声音时，他显得很不耐烦。弘熙用讲得很快的日本话传递了信息。“肖恩·墨菲先生已在研究中心，”弘熙说。
“谢谢，”田中说。“飞机已出发。一切正常。我们下午来福布斯中心。”肖恩一清早开始工作时情绪高涨。没花多少时间，他就识别出免疫球蛋白。他下一步要设法确定这种免疫球蛋白对哪种抗原作出反应。他预料也能迅速取得成果。他用了各种方法，都毫无结果。正当他情绪低落快要失去耐心时，电话铃响了。他到就近墙上的分机去接电话。是珍妮特打来的。
“进展如何，我的爱因斯坦?”她神采奕奕地问。“糟透了，”肖恩说。
“几乎毫无进展。”“很遗憾，”珍妮特说。“不过我有一些好消息，也许会使你高兴。”“什么好消息?”肖恩问。他的脑子里只有他要寻找的抗原。珍妮特当然不可能向他提供这种抗原。
“我搞到了路易斯·马丁用的大针剂瓶药的样本，”珍妮特说。“我用了你教我的办法。”“很好，”肖恩说话时无精打采。“你怎么啦?”珍妮特关切地问。
“我以为你会高兴的。”“我当然高兴，”他说。“但是我的实验受到挫折，我现在走投无路了。”“让我们去餐厅碰头，我把针剂瓶给你，”珍妮特说。“也许你需要休息一下。”他们在餐厅见面。肖恩利用这段时间吃些东西。珍妮特像以往一样从桌子底下把东西塞给他。他顺手把它放到口袋里。
“我已遵命把小旅行袋带来，”她说，希望从此消除他的烦恼。
肖恩只是点了点头，仍然吃着他的三明治。
“对我们这次旅游，你好像不像早上那样兴致勃勃，”珍妮特评论道。
“我还在想我的实验，”肖恩说。“我决没有估计到我会找不到对这种神奇的免疫球蛋白作出反应的抗原。”“我今天也不是一切顺利，”珍妮特说。“格洛丽亚毫无好转的迹象。
甚至可以说，她的病情变得更严重。看到她就使我难过。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是我真的盼望出去散散心。我想这对我们两人都有好处。也许离开实验室一段时间，你反而会产生某种灵感。”“那样倒好了，”肖恩仍然没精打采地说。
“我大概在3点半可以离开，”珍妮特说。“我们在哪里碰头?”“到科研大楼来，”肖恩说。“我们在楼下门厅见面。这样就可避开医院交接班时的拥挤。”
“我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准时到达，”珍妮特欢快地说。
斯特林把手伸过去，推了推正在后座打盹的韦恩。韦恩警觉地坐了起来。
“看来很有希望，”斯特林说。他从挡风玻璃里指着一辆黑色的超大型林肯车。
这辆车停在医院大楼和科研大楼交界的人行道旁。车泊好后，一个日本人从后座下车，打量着这两幢大楼。
“那就是田中，”斯特林说。“你用望远镜看一看大轿车里有几个人。”“很难看清有色玻璃里面，”韦恩说着继续用小望远镜看后座还有一个人。等一下，前面的车门也开了。也是两个人。一共有四个人。”“和我估计一样，”斯特林说。
“我相信他们都是日本人。”“你猜对了，老兄，”韦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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