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带有政治敏感性的事件。”“我会牢记在心的，先生，”赫克托说。
“我要你一切照章办事，”威特曼局长说。
“是，先生，”赫克托说。
肖恩全身心投入他的工作。他知道手中时间有限，就把实验的每一步都事先作了周密考虑，以最高的效率开始工作。
他首先发现海伦·卡伯特的药和路易斯·马丁的药成分完全一样。其中的免疫球蛋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所有成神经管细胞瘤病人至少在起初阶段都用同样的抗体进行治疗。这同肖恩的推测不谋而合，他的情绪更高涨了。
他接下去有条不紊地用海伦的脑子和脑脊髓液继续做实验。正当他全神贯注工作时，电话铃响了。
起先肖恩不理它，以为梅森大夫会接电话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把肖恩惹恼了。
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朝玻璃办公室走去。梅森太太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她显然又大哭过一场，现在正在用手中纸擦鼻子。梅森大夫提心吊胆地看着冰浴器中的烧瓶，生怕电话铃声会引爆。
肖恩把门推开。“你不能接一接电话吗?”肖恩气冲冲地说。“不管谁来的电话，告诉他瓶里的硝化甘油快结冰了。”肖恩走出办公室时把门猛地一推，只听见砰的一声。肖恩看见梅森大夫吓得脸都绷紧了，但是他还是遵命把听筒拿起。肖恩回到工作台，继续刚才中断的实验。他刚动手就听到梅森大夫叫他，“是迈阿密警察局的赫克托·萨拉查中尉打来的，“梅森大夫大声说。“他要你接电话。”“告诉他们再等两个小时，不会出什么事的，”肖恩说。梅森大夫转达了肖恩的话，接着又高声喊道：“他坚持要同你本人谈。”肖恩眼睛一转，放下手中的移液管，走到挂在墙上的分机处，拿起听筒。
“我现在很忙，”他开门见山地说。
“别紧张，”赫克托用安慰的口气说。“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一切都有办法的。这儿有人想同你谈谈。他是亨特队长。我们希望通情达理地谈谈，我肯定你也这样想的。”肖恩还没来得及断然拒绝，电话中已传来亨特低沉沙哑的声音。
“我要你保持冷静，”亨特说。
“看来有些困难，”肖恩说。“我手头有许多事要干。”“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亨特说。“我们希望你下来，我们可以当面谈谈。”“对不起，”肖恩说。
“我听说你因为不能参加某个项目非常生气，”亨特说，“让我们推心置腹谈一谈。我能理解你不愉快的心情，你也许想惩罚那些你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但是我们也必须讲清这一点，即，用威胁手段强行扣留人是严重的罪行。”肖恩听到警方以为他因为被拒绝参加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而把梅森夫妇扣留作为人质，不禁暗暗自喜。
“我感谢你们的关心和亲自到场，”肖恩说。“但是我没有时间同你们交谈。
我得马上回去工作。”“告诉我们你想要些什么，”亨特说。
“时间，”肖恩说。“我只需要一点时间。两三个小时，最多不超过四个小时。”
肖恩把电话挂断。他回到工作台前，继续他的实验。
罗纳德·亨特37岁，身材高大，一头红发。他从社区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干警察这一行。他在学校主修执法，副修心理学。为了把心理学知识同警察工作相结合，当人质谈判组有空缺时，亨特主动要求调到那里工作。尽管发挥他专长的机会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多，但是一旦有机会，他总是全力以赴迎接挑战，并以此为乐。为了工作的需要，他甚至在迈阿密大学的夜校报名进一步进修心理学。
亨特在前几次谈判中都取得成功，自信心大增。他还因此获得上级嘉奖。
所以，当肖恩·墨菲单方面把电话挂断时，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这家伙竟然这样不识好歹!”亨特气愤地说。
“他说他要什么?”赫克托问。
“时间，”亨特说。
“请说得具体一些，”赫克托说。
“他告诉我他得回去工作，”亨特说。“他必须参与那项不让他参加的项目。”
“什么项目?”赫克托问。
“我不知道，”亨特说。他说着又用大哥大重拨那个号码。“不谈我怎么谈判呢!”赫克托·萨拉查和另一个警长罗纳德·克拉克站在三辆迈阿密蓝白色警车围成的U字形里面，与科研大楼遥遥相对。他们在这里撑起一个折叠桌，放上两台电话机和一台无线电，成为一个临时指挥中心。警方的人数越来越增加。除了以赫克托为首的二十多个穿制服的常规警察，还有二人谈判小组、五人炸弹清除小组和十人特警小队。特警都穿着黑色的攻击服。
在场的福布斯中心代表人物为德博拉·利维大夫、玛格丽特·里士满和罗伯特·哈里斯。他们三人被准许进入指挥中心，但只能站在靠边的地方。
黄色警戒线外面已聚集着一群新闻记者。好几辆电视转播车尽量靠近警戒线。扛着摄像机，手持话筒的记者忙着现场采访任何了解情况的人。旁观者越来越多，警察忙着维持秩序。“梅森大夫说墨菲断然拒绝再接电话，”亨特说。“你一直不停地拨，”赫克托对他说。赫克托接着转向安德森，说：“我相信所有出入口都封锁了。”“是的，全封锁了，”安德森说。“任何进出的人都逃不过我们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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