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块。”
“我花二十五块买它干什么?再卖给别人?含金量大概能值十五块。好吧，就给你十五块吧。”
“你的保险柜可靠吗?”
“先生，干我们这行的，保险柜用的都是最牢固的。不用担心。十五块，说定了?”
“给我开票吧。”
他用一支钢笔加上唾沫把当票写好。我告诉他的是我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好莱坞，北布瑞斯托尔路1624号，布瑞斯托尔公寓。
“你住在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就为拿这十五块钱。”犹太人替我发愁地说，他撕下给我的一半当票，把钱数给我。
我走到拐角一家杂货店，买了一个信封。我跟店里的人借了支笔，写好地址，把这张当票寄回到我住的地方。
我觉得饿了，肚子好像已经空了。我到葡萄树餐馆吃了点儿东西，之后又开车到城里去。风仍然没有停，空气比刚才更干燥了。方向盘在我的双手下面好像进去了沙子。我的鼻孔也皱巴巴的干得要命。
高层建筑的窗户这里那里已经亮起了灯光。第九街和希尔路拐角那家镀铬窗框、绿色门面的大服装店一片灯火辉煌。贝尔芳特大楼也有几处窗户亮起来，但更多窗户仍然没有开灯。开电梯的老头儿仍然坐在他的折叠凳上，两眼茫然盯视着半空。我问他：“你大概不知道我在哪儿找得到这幢楼房的管理人吧?”
他慢慢转过头，从我肩膀上面向后望过去：“我听说他们在纽约的电梯，唰地一下，就上去了，一眨眼就上到三十层。真是高速度。那是在纽约。”
“让纽约见鬼去吧。”我说，“我还是爱坐咱们这儿的老电梯。”
“开那种高速电梯得手脚麻利的小伙子。”
“别跟你自己过不去了，老爹。在那边干活儿的人只要按按电钮，说一声‘早安，先生’就成了。其余时间他们都从汽车反光镜里欣赏自己漂亮的身影。你现在开这种老玩意儿可得费点儿力气。满意了吧?”
“我一天得干十二个钟头。”他说，“能有这么个活儿干我挺满意。”
“这话可别让工会听见。”
“你知道工会都管什么事?”我摇了摇头。他给我讲了讲。后来他把眼皮垂下来，几乎在平视我的脸，“我在哪儿见过你吧?”
“我在跟你打听管理这幢楼房的人。”我和气地说。
“一年前他把眼镜摔坏了。”老头儿说，“我差点儿笑出声来。真把我乐坏了。”
“是吗?我现在到哪儿才找得到他?”
这次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
“啊，你是问管楼的头头儿啊!他回家了。他不回家上哪儿去?”
“可不是。多半回家了。也许看电影去了，可是他家住什么地方?他叫什么名字?”
“你找他有事儿?”
“有点儿事。”我的手在裤袋里攥得紧紧的，竭力控制自己不对他大喊大叫，“我要跟他打听这座楼的一个租户家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家里的地址在电话簿上查不着。我是说这个人不在办公间的时候住在哪儿。家在哪儿。”我把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来，在空中比划着，慢慢地写了“家”这个字。”
老头儿说：“哪位租户?”这次他回答得直截了当，把我吓了一跳。
“摩宁斯塔尔先生。”
“他没回家。还在办公间。”
“你敢肯定吗?”
“当然肯定。我一般不太注意谁进谁出。可是这个人跟我一样是个老头儿，所以我有印象。他还没有下楼。”
我走进电梯，告诉他我上八楼。
他费了半天劲儿才把门关好，老电梯吱吱呀呀地升上去。他不再看我了。电梯停了以后，我走出去，他既没跟我说话也没看我。他还是弯腰躬背地坐在垫着粗麻布垫子的木凳上。就是在我转过楼道转角的时候，他的身子也没动。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过道里只有尽头两扇玻璃门里面亮着灯。我在摩宁斯塔尔的办公间门外站住，点着一支烟。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我推开那扇写着“请进”两个字的玻璃门，走进那间摆着打字机的小办公间。通往里间屋子的木头门开着一个缝。我走到门前敲了两下，叫了声“摩宁斯塔尔先生”。
没有人回答，寂静无声，连呼吸声也听不到。我觉得我后脖颈子上的汗毛开始竖起来了。我绕过木头门，探头往里一看。天花板上的顶灯正亮堂堂地照着天平的玻璃罩，照着皮面写字台四周一圈打蜡的木框，照着整个硬木写字台，照着一只方头黑皮鞋和露在皮鞋上面的棉纱袜子。
但是这只鞋摆在地板上的角度不对头——鞋尖向上翘着，指着天花板的一角，腿的上半截搁在大保险柜的侧面。我迈步走进屋子，像是走在污泥里。
他的身体蜷曲着，仰面朝天躺着。孤孤零零，一口活气儿也没有了。
保险柜的铁门开着，一串钥匙挂在第二道锁的锁孔上。一只金属抽屉拉开一半，抽屉里没有什么东西。那里面原来可能装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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