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相遇与书中一样是邂逅，我那年和白格那年同岁。
15岁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刚刚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又和三哥同那夥儿人脱开了关系，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上学不到半年，我就病了。不是器质性病变，是精神方面的。我处于一种元精神(请准许我用这个词)兴奋状态。起先是逃学，后来发展到根本无法在学校里呆上哪怕是一小会儿，我迫切地从那个环境逃出去。一个人呆在家里的结果是我白天无法出门，因为我见到谁都会产生很大的火气，但我又知道自己不能随便动手打人，所以只能压抑自己。这些压抑的结果是使我更加精神紧张，陷入了恶性循环。不得已，我选择了修学。
父亲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也很不配合。经常是预约了，但由于我心情不好懒于等待而甩手就走。我去过北医，也去过中医医院，没有人说得清我有什么毛病。其实也不怪医生无能，实在是我根本不愿理会医生的提问，或者也不愿把我初三到当时心理上巨大的变化说出来。我一般是坐在那儿，听大夫问，然后胡乱说几句，其余的由父亲代言。他不知道我怎么了，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还曾去过积水潭，尽管也是收效甚微，不过我倒是很喜欢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先生。最后我落到了安定医院，这可是一件挺恐怖的事儿。现在分析自己的病因，我很明现地看出与我的经历有关。十四岁以前我所树立起的善良友爱的世界观(如果可以叫的话)在一瞬间被摧毁。我眼见的是弱肉强食，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受害者，我努力变强。我跟了三哥，当然还有那一帮哥们儿混在一起。作为一个孩子，我们很难理解父母对自己的爱，因为他们不会大声地说出爱。孩子看到的只有父母严格的要求。我根本无法领悟父母的爱，在外面混的那一年里我却深刻体会着友情。在外面混的孩子没有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坏，甚至有真正的好人。混的那一年，我形成了新的理想，但是三哥苦口婆心地劝告使我最终考上了高中，而且跑出了圈子。我告诉自己应该在新学校里好好地学，但生活方式的骤变使我无法适应，我在初三时几乎是不上课的，到了高一我必须认真上课，而且是身在强化班。我压抑着自己的意愿。压抑是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的，它只是越来越强，终于强到我无法忍受了。(多拉德与米勒的“挫折——攻击”学说)
这些当然只是我现在的看法。在安定医院里我被当成了轻度精神病患者。定期的看病，吃药，只是没到住院的份儿。我不得不吃含有激素的药片：红瓶的是“罗拉”，蓝瓶的是“舒必利”。我没有看见精神转好，但是在激素“催肥”作用下变得臃肿了，初三毕业不到一百三十斤的我在身高不变的情况下，吃药仅两个月体重就直逼一百九!药物使我的身体蠢笨，大脑也不那么灵光了。我的骨骼定了形，三年高中只长了三公分。假设药有疗效的话，这些我也能忍，但是一切照旧。
那段日子三哥曾来找过我一次，可那次我几乎没搭理他。事实上我的眼睛不会长大，但是脸却肥胖，再加上我的嘴很小(他们说我远看三只眼!)，所以脸差不多是一团了!三哥看见我的样子差点儿掉了眼泪，没说几句就走了，临走时只有一句：保重!
我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而且这团烂肉走在街上难免被人笑话，这只会更加激怒我。我白天只有呆在家里，或玩玩游戏或睡觉。我讨厌看父母和邻居那难过而同情的目光，他们不愿再说我或者不敢再说我(这真的很可怜!)。母亲买来了兔子(母亲是很讨厌脏的，但她为我还是买了!)，不过被我并无恶意的拎起脚摔在箱子上了，原因是我想让它老老实实地呆在我腿上而它不干。这一摔的结果大概是摔坏了它的内脏，半个小时后它开始抽搐：侧着身子，腿一蹬一蹬的，红眼睛像是充了血。最后，它发出了一阵叫声，全身僵直，死了。我从来没听过兔子的叫声，也没听说过兔子会叫。但这只兔子在它死的时候却叫了，很凄历。这成了我以后恶梦的一个来源，但在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感觉，抓起它冷硬的身体扔在了垃圾筒里。
那一年里，唯一能让我暂时忘却痛苦的时候就是入了夜。大约十一二点时，父母都已睡熟，我从床上悄悄坐起来，穿好衣服。用十分稳健的动作打开屋门，然后走到院子。声音如此之小，以致从没有吵醒过他们。我有时会骑车出去，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走着。
我总得上街，不能老是呆在家里。我夜复一夜地绕着后海和它周围的那些胡同转。后海离我的家很近，慢慢腿儿着也不过半个钟头。我喜欢那里，特别是那儿的夜景。没有人，但是有树，有风。风是夹杂着水草的腥气的，不过对于成天闷着的人来说是非常好闻的。我很喜欢在后海边的石亭里站一小会儿，盯着远处的灯火或是干脆就看看水面。水草有不少伸到了水面，一片片蓝黑色的，很深沉。我喜欢那水草，不过游泳的人就不然了。事实上，后海淹不死六七个人这一夏天就过不去。我也曾亲眼见打捞淹死的人。
我之所以后夜里才出去，大概是因为人少吧。
夏天过半的时候，有那么一次我不想再走后海那边了。我想也许换个地方会更好，我这样告诉自己，总围着一个地方会烦的。我于是换了别的路，那以前我也偶尔走过。我十二点出来，走到那立交桥下已是凌晨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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