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后海直接去刚那儿了，就不回来了，老妈再见。”我揣起钱包，撞上门。
“喂，拿着钥匙。”我听见母亲在后面喊，我没回头，径直走向胡同口。
大概是还在过年缘故，不宽的街面上人很少，显得挺开阔。这条路不那么熟悉，是每天晚上散步时必然经过的。阳光十分充足，我喜欢冬日里的晴天，太阳离得很远，但明媚温暖，屋檐上挂着冰柱慢慢融化，路边上水很多，我走在路中央，觉得懒散而舒适。
经过辅仁大学，我愿意这么称呼它，尽管它现在成了北师大的分校。那百年的历史深色的老式校宿年我那肃然起敬，置身于其中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苍老的感觉在这现代都市里真的已不常见了。对面的操场里有人在打篮球，我想是住在附近的孩子，我很久没摸篮球了，在高中时代，篮球是我们的最爱，我经常和刚在一块儿玩。
真的想不出杨刚现在的模样了。他长得成熟，像个男人，棱角分明。记得他总是不刮胡子，拉拉茬茬的，再加上懒得修剪的头增加了他的沧桑感。我和他高中两年半说的话不多，也很少出去玩，不过彼此的印象很好。在我的眼里，他懂事、稳重、厚道。至于我在他看来是什么样的人就不得而知了。有时候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
我记得高三时因为报辅导班的事儿班主任和我产生了误会，我们在全班同学的面前争吵，中年吃饭的时候，刚和大倪把我叫到一边，拉着我去吃饭。
“说实在的，看你后来跑到讲台上和老师吵，我当时真想把你拉下来，但我又不能那么干，那就成了劝架了，让别人看着不好，不过好在什么事。”他劝我喝了杯啤酒，自己也一饮而尽，他放下杯子，看着我，继续说：“这件事既然是误会，你应该和他解释清楚，他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在咱们这个班里他对你最好。
他的话使我打消为自己辩解的念头，我在班主任的身看到了父亲的影子，我没有话说。
“小山，不是我说你，你的脾气得改改了。这件事以后，你和老师的关系肯定不如以前了。你的火气太大了，早晚有一天会吃亏的。”
我记得我们那时只喝了很少的酒，却说了很多的话，他说话的朴实和正确是我大学后才了解的。在当时我只感觉到他人很不错。他话的含意在当时我是一点都没领悟。
他毕业后的一年半的生活，我完全是道听途说。他高考的成绩不好，上了大专。其中的原因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有什么事儿让刚的学业受到了影响。
刚的学校和大倪的学校很近，所以他们走得很近。我听说他的学业还算轻松，最近在做兼职：夜里替别人看网吧挣点儿钱。
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生日，只是我初二闲在家里的时候接到大倪的电话，说刚的生日快到了，哥几个一块儿聚聚，我很欣慰他们想着我，立刻就决定要去。寒假过了小一半，我一直闷在家里，几乎没怎么和人说过话，大倪告诉我刚那儿还有几个哥们儿：胖子、小毅、方晓和陈风。这些人我也都有所耳闻，但没有见过。
我想着晚上大家一起聊天肯定会很有意思。不知不觉走到后海，这是我夏天长跑的地方，我站在铜像边，望着那平静的冰面。我知道只有这儿能看到雪，不是残雪，真正的雪，一片苍茫，偌大的冰面像一片平原，我爱白色，不是因为它的一尘不染，是为了生命里遇到的两个人，都姓白，两个女孩儿，一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是我们的女儿……
我点了支烟，烟熏了眼睛，我的眼泪一下子淌了出来。这是什么?我很久不曾流过眼泪了。只不过是烟呛的，我告诉自己：我不会哭。我看了看表，一点多了，该去刚那里了，我努力吹散心里的思念，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曾经去过阿倪现在上的那所大学，那还是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的。老爸因出身问题在七七年复考时没能被录取，虽然他的分数高于清华大学的录取线。第二年再考，仍然是很高的分数，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再次被耽误。那年北京市有百多个像他那样的学子，他们联名上书当时中央某高层领导，其女儿接待了他们，应允他们一定会妥善安排。不久，父亲就被第二志愿录取，就是那所我今天要去的学校的。只是那时好的专业早已经录满了，父亲被分到选矿系，那一年，他三十一岁。在他三十三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
父亲没有实现的理想渐渐地变成一种责任，随着我的出生，这个由愿望而成的责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尽管还是四五岁的我尚年幼无知，父亲就开始了对我的培养。望子成龙的想法就算我能理解，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性格的叛逆使得父亲对我的管束日益艰难。到了初中，我突然变成一匹冲开牢笼的野马，放荡不羁。
现在我能想像出父亲当时的感受，失望已经不是主要的了。作为正直的父亲却不得不忍受着自己的孩子滑向深渊，自己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才是最可怕的，那曾让他痛不欲生。
后来当我在初三一摸完后重又向他提出还是想要考高中时，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曾一度认为我只要不去杀人放火就算谢天谢地了。我费了很多口舌才让他明白我没有必要骗他，接着又告诉他上完高中后我打算考一个还不错的大学时，我无法理解他的表情，那应该是欣喜若狂吧。我一直以为，若是没有了初中时那些变故，我要是考不上清华北大这类顶尖学府，我的腿可能会被老爸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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