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他说，“这点倒没有什么好争的。”
你的脑了决定的事情，你的身体不见得听使唤，它说不定另有主张。我真的不想管蒂姆·帕特的事情，但是，我却像只狗一样，老在可疑的地方嗅来嗅去。就在我跟基普说我对这事一点兴趣也没有的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一个叫普根酒吧的地方，坐在后面的桌子上，给一个叫丹尼男孩的黑人小子点了一杯酒。丹尼男孩是个白化症患者，很好相处，也是个消息很灵通的探子。他知道很多事，知道很多人落脚的地方。
他当然知道发生在莫里西酒吧的抢劫案，也听到多寡不一的损失金额，不过，根据他的估计，合理的金额约在五万到十万之间。
“不管是谁抢的，”他说，“反正没把钱花在酒吧里。马修，我觉得这是一桩爱尔兰恩怨，不是地方犯罪案件。虽然莫里西那个地方在西方帮的势力范围，但是这件事不像他们干的。”
西方帮是一个松散的流氓组织，里面有很多杀手和心狠手辣的家伙，大都是爱尔兰人，他们在世纪初就在这个区域横行。也许还要再早一点。
“我不知道，”我说，“有这么大一笔钱……”
“如果那两人是西方帮的，如果就住附近，我保证八个小时之内所有秘密都不再是秘密。大街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件事。”
“这话有理。”
“我觉得这是件爱尔兰人的家务事，也是有道理的。事发时你在场，对不对?他们蒙的是红色的面巾?”
“红色的手帕。”
“可惜，如果他们蒙的是绿色或橙色手帕，倒可能有点政治意味。我也听说莫里西兄弟提供了一大笔赏金。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吧?”
“哦，不是。”我说，“绝对不是。”
“你难道不想把事情的真相追査出来?”
“一点也不想。”我说。
星期五下午，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酒，跟邻桌两个护士聊了起来。她们说，她们有两张外百老汇演出的戏票。多洛雷丝不能去，但弗兰想去，可她又不想一个人去，更何况她有两张票。
巧的是那出戏正是莫里西酒吧楼下的那个剧团演的。这事跟莫里西酒吧劫案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那个前卫剧团喜欢在三更半夜搞这种把戏。我刚开始还没想到，等我回过神来，这才开始怀疑：我到底在这里干嘛?我坐在简陋的折叠木椅上，看着贝汉的剧作：一个被关在都柏林监狱里的囚犯跟他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越看越不知道我挤在观众堆里做什么。
散场之后，弗兰跟我，还有两个剧团演员，信步走到小猫小姐那里小酌两杯。其中有一个个子瘦小、红头发、眼珠大而绿的演员叫玛丽·玛格丽特。她是弗兰的朋友，所以，弗兰才这么想来。弗兰有她的理由，那我呢?我来凑什么热闹?
酒桌上，大家还是一直谈莫里西酒吧的那件抢劫案。话题不是我挑起的，在讨论过程中，我没多说什么。可是，我也脱不了身，因为弗兰说我以前是警察，所以大家就拼命问我这个行家有什么看法。我心不在焉地敷衍他们两句，不想告诉他们我当时也在场。
斯基普也在那里。由于那天是星期五晚上，客人很多，除了打招呼之外，我没多跟他说话。酒吧里吵得要命，可是一到周末，大家好像都想上那里去，就连我也不例外。
弗兰住在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六十八街上。我送她回家，到了家门口，她跟我说：“马修，真的谢谢你陪我。这部戏还不错，是不是?”
“还不错。”
“我觉得玛丽·玛格丽特演得很好。马修，非常非常抱歉，我不能请你上去坐了。我很累，而且我明天还得早起。”
“没关系。”我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到我明天有事得做。”
“你要去做侦探吗?”
我摇了摇头，“我要去做个父亲。”
第二天早上，安妮塔把孩子放在长岛车站，我带他们到棒球场看了一场球，大都会队败给了太空人队。孩子们在那年八月要去参加为期四个月的夏令营。一提到这个，他们就兴奋不已。我们在球场里大吃热狗、花生跟爆米花。他们喝可乐，我喝了两杯啤酒。那天刚好是职业棒球的促销日，孩子们拿到的是免费的帽子还是三角旗，我记不清了。
然后，我带他们回到城里，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我们到百老汇吃了两块比萨，之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我住的旅馆。我在我的房间下面给他们租了一间套房。在他们上床之后，我才回了房间。一个小时之后，我到他们的房间去，发现他们都睡得很沉。我帮他们关好门，便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去。我在那里大概待了一个小时，然后回旅馆。我先到孩子们的房间看看，然后上楼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松饼、培根和香肠。我带他们到位于华盛顿海茨的美国印地安人博物馆。在纽约有好多不同的博物馆，如果你离开了你妻子，你大概有时间一一发掘个中奥妙。置身华盛顿海茨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几年前，值勤完毕的我，在这附近喝酒，恰巧碰到几个地痞在抢劫酒吧，在夺门而出的同时，还把酒保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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