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站起来，伤心地望着我。戴顿没有动，他是出一次手的凶汉。他必须休息一下，抚一抚背脊。
“我打个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你是只小病鸡，马洛。一只病得很重的小病鸡。滚开，别碍手碍脚。”最后一句话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走回去，拿起便条簿。
格林走到电话边，轻轻拿起来。为了这一趟冗长不讨好的苦差事，他的脸都起皱了。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就在这里。你已打定主意要恨他们，却遇到一个对你讲人情味的，叫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组长吩咐把我逮进去，别跟我讲客气。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没搜查我家，看来是他们疏忽了。也许他们觉得我经验老到，一定不会在家里留下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点他们错了。如果他们搜查，就会发现特里·伦诺克斯的汽车钥匙。等车子找到了——迟些会找到——他们把钥匙和汽车一核对，就知道他曾经跟我在一起。
结果证明这实在没有任何意义。警方永远找不到那辆车了。车子在半夜被偷走，可能被开到埃尔帕所，配上新钥匙和伪造的文件，最后在墨西哥城卖掉了。手续只是例行公事。钱大抵变成海洛因流回来。照流氓黑道的看法，这也是睦邻政策的一部分。
第七章
那一年的凶杀组头头是一位姓格里戈里厄斯的组长，属于日渐稀少却还没有绝种的警察类型，爱用强光、疲劳审讯、踢人腰子、用膝盖顶人鼠蹊、出拳打太阳穴、用警棍打人尾椎等手法办案。六个月后他因伪证罪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没审问就遭解雇，后来在怀俄明州的自家牧场被一匹大雄马踩死。
目前我是他案板上的肉。他坐在书桌后面，外套已脱了下来，衬衫袖子几乎卷到了肩膀;脑袋秃得像砖块，腰部粗圆，跟所有肌肉结实的中年人差不多;眼珠子呈鱼肚灰色，大鼻子微血管破裂，密布如蛛网。他正在喝咖啡，喝得很大声。粗壮的手背长满汗毛，灰白的毛簇从耳朵里伸出来。他正在抚弄桌上的一样东西，眼睛看着格林。
格林说：“我们问了半天，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是因为那个电话号码才去调查他的。他开车出去，不肯说去哪儿了。他跟伦诺克斯很熟，却不肯说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自以为是硬汉，”格里戈里厄斯冷冷地说，“我们可以改变他的观点。”听他的语气，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也许是真不在乎呢。没有人对他狠过。“问题是地方检察官从这个案子嗅出不少风头。不能怪他，看女方的老子是谁嘛。我想我们最好替他挖挖这家伙的鼻孔。”
他瞥了我一眼，当我是一只烟蒂或一张空椅子，只是他视线内的某一样东西，不必当回事。
戴顿恭恭敬敬地说：“看来他整个态度就是要造成不必开口的场面。他引述法律给我们听，刺激我出手揍他。这方面我行为失当，组长。”
格里戈里厄斯郁郁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这个流氓能让你失控，那你一定很容易激动。谁打开手铐的?”
格林承认是他。“铐回去，”格里戈里厄斯说，“铐紧。给他点儿刺激提提神。”
格林把手铐重新套上。“铐在背后。”格里戈里厄斯吼道。格林把我的手铐在背后。我坐的是一张硬椅子。
“紧一点儿，”格里戈里厄斯说，“让他痛得受不了。”
格林把手铐扣紧。我两手开始发麻。
格里戈里厄斯终于正眼看我了。“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快说。”
我没搭腔。他身子向后靠，咧嘴笑起来。一只手慢慢伸出来抓咖啡杯，握着。他微微向前倾。杯子疾飞过来，我向旁边斜出椅子外，逃过一劫，肩膀重重着地。我翻个身，慢慢站起来。现在我双手麻得厉害，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手铐以上的胳膊开始疼。
格林扶我坐回椅子上。咖啡淋湿了椅背和座位的一角，但大部分流到地板上。
“他不喜欢咖啡。”格里戈里厄斯说，“他手脚利落，动作快。反射良好。”
没有人说话。格里戈里厄斯用一双鱼眼浑身上下打量着我。
“先生，在这儿侦探执照抵不上一张电话卡。现在我们问你口供，先来口头的。我们待会儿再记下来。要说得很完整。譬如说，完整供述你从昨晚十点到现在的行动。我是指完整的。组里正在调查一宗谋杀案，主要嫌犯失踪了。你跟他有联络。那家伙抓住老婆偷腥，把她的头打成一团生肉、骨头加血淋淋的头发。用我们熟悉的铜雕像。虽然是赝品，却挺管用的。你以为随便什么混蛋私人侦探都能引述法律条文给我听，先生，你有苦头吃了。这个国家没有一支警力可以不靠法律办案。你有情报，我要得到。你可以说没有，我可以不相信。但你甚至都不说没有。朋友，你骗不了我。这些事情说破了不值六分钱。开始吧。”
“你肯不肯把手铐打开，组长?”我问，“我是说如果我自白的话。”
“也许。长话短说。”
“如果我跟你说最近二十四小时我没见到伦诺克斯，没跟他说过话，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组长，这样你会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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