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送进县监狱。”格里戈里厄斯慢慢地说，“谋杀嫌疑。地方检察官已经从我们手上把案子抢过去了。我们这边有一套迷人的制度。”
没有人动。格林在我旁边用力喘气。格里戈里厄斯抬头看戴顿。
“你在等什么?娘娘腔?等冰淇淋甜筒啊?”
戴顿几乎愣住了。“头儿，你没对我下令啊。”
“他妈的，叫我‘长官’!我是警官以上人员的头儿。不是你的头儿，小子。不是你的头儿。出去。”
“是的，长官。”戴顿连忙走到门口，踏出门外。格里戈里厄斯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房间站着。
“走吧，我们走。”格林在我耳边咕哝道。
“趁我没把他的脸踢烂，快带他走。”格里戈里厄斯对着窗户说。
格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我也走过去。格里戈里厄斯突然大吼一声：“停!关上门!”
“过来，你!”格里戈里厄斯对我吼道。
我没动。我站着看他。格林也没动。一阵阴森森的静默。接着格里戈里厄斯慢慢从房间那头走过来，跟我面对面站着。他一双硬硬的大手放进口袋，脚跟着地，身子晃啊晃的。
“没碰他一根汗毛。”他压低了嗓门，活像自言自语。目光拒人于千里之外，毫无表情，嘴巴痉挛着。
然后他对着我的脸吐口水。
他后退一步。“就这样了，谢谢你。”
他转身走回窗口。格林再度开门。
我跨出门外，伸手掏手帕。
第八章
重犯牢房区三号房有两个床位，像卧铺车上那种，可是没住满，三号房只有我一个人。重犯牢房的待遇甚佳，有两条不算脏也不算干净的毛毯，金属网上铺了两英寸厚的床垫。室内有抽水马桶、洗面台、卫生纸和含砂的灰色肥皂。牢房区很干净，没有消毒水的气味。模范囚犯负责打扫。监狱里不愁没有模范囚犯。
狱官们从头到脚打量你，眼神里充满智慧。除非你是酒鬼、精神病患者或者举止像精神病患者，你可以保留火柴和香烟。开庭之前，犯人穿自己的衣服。开庭后改穿监狱的厚棉布衣，没有领带，没有鞋带。你坐在卧铺上等。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醉汉就没这么舒服了。没有床，没有椅子，没有毛毯，什么都没有。你躺在水泥地板上，你坐在马桶上，对着自己的大腿呕吐。悲惨莫过于此。我见识到了。
虽然是大白天，天花板却亮着灯。在牢房区的钢门内有一个钢条筐子罩着门上的窥视孔。电灯由门外控制，九点熄灯。没有人进来或者通知一声。你也许看报纸杂志看到句子的一半，没有咔嚓声或任何预警——突然一片漆黑。夏日破晓前，你没事可做，能睡就睡，有烟抽就抽，如有什么事可想又没有发呆难熬，就思考吧。
人在监狱里是没有人格的。他是个要处置的小问题，报告上的几个条目。没有人在乎谁爱他或恨他、他长得什么样子、他的人生如何过的。除非他闹事，否则谁也不会理他。没有人欺负他。狱方只要求他静静地走到正确的牢房，静静地待在那里。没什么可抗争的，没什么可生气的。狱卒是没有憎恶也没有虐待狂倾向的文静男子。你在刊物上看到犯人大吼大叫、敲打铁条、随身偷运汤匙、卫兵带着棍子冲进来之类的报道——都是指感化院。一所好监狱就是世界上少有的安静的地方。晚上你走过普通牢房区，隔着铁条会看到里面有一团棕色毛毯、一头发丝或者一双茫然的眼睛。你也许会听见打鼾声。偶尔你会听见有人做噩梦。监狱的生活是悬而未决的，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在另一间牢房你也许会看见一个睡不着甚至不想睡的人，坐在床铺边缘什么都不做，看着你或者不看你。你看着他。他一句话也不说，你一句话也不说。没什么好交谈的。
牢房区的角落也许另有一道钢门通往小展示间，小展示间有一面墙是漆成黑色的铁丝网。墙上有身高标尺，头顶有聚光灯。早上守夜队长下班前，你照例要进去。你顶着身高标尺站立，灯光照着你。铁丝网后面没有灯光，可是有很多人，包括警察、侦探、被抢劫被攻击被骗或者被持枪歹徒踢出车外、被诈走一生积蓄的公民。你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只听见守夜队长的声音。你嘹亮又清晰地回答。他试探你的能力，把你当做一只表演的狗。他疲劳、愤世嫉俗又能干。他是古今历久不衰的一出大戏的舞台经理，但他自己对那出戏已没有兴趣了。
“好吧，你，站直。肚子缩进去。下巴缩进去。肩膀往后。头摆平。笔直看前面。左转。右转。再向前，手伸出来。手掌向上。手掌向下。袖子卷起来。没有明显的疤痕。头发深棕色，有点白发。眼珠子棕色。高六英尺半英寸。重约一百九十磅。名叫菲利普·马洛。职业是私人侦探。好，好，幸会，马洛。就这样了。下一个。”
多谢，队长。多谢你花时间。你忘记叫我张开嘴巴。我有几个镶得不错的牙，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烤瓷冠。是价值八十七块钱的烤瓷冠呢。队长，你忘了看我的鼻孔。里面有很多疤痕组织。我动过鼻间隔手术，那家伙真是屠夫!当时花了两小时，听说现在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队长，我打过橄榄球，企图挡住落下的一球，结果稍微失算，因而受伤。我挡住那家伙的脚——在他踢球之后。罚十五码球，手术第二天他们从我鼻子中拉出硬硬的染血绷带，一次拉出一英寸，绷带就差不多有十五码长。我不是吹牛，队长。我只是告诉你。小事情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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