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言明他是间谍，是卖国贼。没说他跳窗有外力相助。凯勒栖坐在咖啡馆的凳子上，心想他们知道的还有多少没透露。
接下来三天，拉姆斯盖特的消息没登半个字。这本身并不可疑——籍籍无名的律师自杀，哪来追踪报道?不过凯勒还是仔细地在其他新闻里寻觅蛛丝马迹，想找出和拉姆斯盖特之死隐存的关联。被控非法提供竞选经费的某个游说人、毒品火并战里无辜中弹的日本游客、国会某个拉锯战法案中的关键性一票——所有这类信息都有可能和霍华德·拉姆斯盖特的跳窗事件这样那样搭上线。而他——事件执行者——却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第五天早上，凯勒对着市长办公室一则小丑闻摇头时，突然纳闷起自己有否遭人监控。拉姆斯盖特死后，可有人在观察他?可有人注意到，他开始每天一早都不在自家附近转角买《纽约时报》，而是跑到五条街口以外买《华盛顿邮报》?
他仔细思量，觉得自己好可笑。不过话说回来每天早上购买《邮报》就不好笑吗?几天前他朝池里扔了颗小石子，这会儿他则是不断回来，想在平静的池面侦测出一道涟漪的阴影。
他走出店，留下报纸。之后他想了想，领悟到自己干吗那样做。
他是在找寻收尾，一种完事的感觉。每回他帮老头完成任务，他都会打通电话，背上给人拍拍，和桃儿说笑一阵，而且依例都会收到钱。最后这步最重要，当然，不过认可也很重要，连同彼此的认知说：任务完成，手法精湛。
拉姆斯盖特一案却没给他这些。无须报告，没有人和他说笑，没有人告诉他他做得多好。华盛顿办公室里守口如瓶的人士也许正在谈论他，可是他听不到。巴斯科姆也许很满意他的成果，不过他没联络他，没朝他背上拍几下。
咳，也罢。
因为，士兵的命运毕竟就是这样吧?没有鼓声号角等着他，没有游行，没有勋章。没有回馈没有认可他也无所谓，而他或许永远都不会晓得他这次行动的真正后果，更别提当初何以会把工作派给他。
这他可以接受。他甚至还兴起一种特殊的满足感。他不需要鼓声号角，不需要游行、勋章。他过的一向是歹徒生涯，而他的国家征召了他。他也献上了服务。
没有人朝他肩膀轻拍。没有人来电夸奖。没有人会，这无所谓。他做的事、他提供的服务便是自身的报偿。
他当了兵。
时间推移，凯勒习惯了不再有巴斯科姆的消息。然后某天下午他在时代广场的半价售票口排队时，有人拍拍他肩膀。“抱歉，”某人说道，递给他一封信。“想来是你搞丢的。”
凯勒开口要说他没有，然后认出这人停了口。巴斯科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男人就走了，消失在人群之中。
是张素白信封，封口黏好贴上胶带。上头没写字。依重量看来，投邮前可要贴两张邮票。不过上头没邮票，巴斯科姆没把信托给邮局。
凯勒把信放进口袋。排到第一个时他买了张当晚一场50年代音乐剧的票。他想到要买两张，一张藏在挖空的南瓜里。然后八点大幕揭起时，巴斯科姆就会现身在他旁边的位子上。
他回到家，打开信。上头有个名字，连同佛罗里达彭帕诺海滩一个地址。有两张拍立得照片，一张是一男一女，另一张是同一个男人——独自坐着。有九张百元大钞——不连号的旧钞，还有两张五十。
凯勒看着照片。两张显然隔了好多年。男人独照那张看上去比较老，而他坐的可是轮椅么?凯勒心想或许吧。
可怜的杂种，凯勒心生此念，然后猛地打住。这人不值得怜悯。婊子养的卖了国。
千元现金要付凯勒的开销可差远了。到西棕榈海滩的经济舱机票他得付全额，还得租辆车，完成任务前得在旅馆房间住三晚，之后又一晚，然后才能搭乘早班飞机飞回家。霍华德·拉姆斯盖特一案他收到的五百块开销费，支付了高速列车钱跟他房间以及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几元余额。不过要完成彭帕诺海滩的任务，他得自掏腰包。
倒也不是有所谓。多几块少几块他哪在乎?
迅速进出也许可以节省开销，不过这趟作业看来挺棘手。卖国贼名叫杜鲁克，路易·杜鲁克，不过凯勒觉得叫他“卖国贼”要来得省事些。他住在布莱尼大道一间滨海公寓里，就在彭帕诺海滩的正中。该处居民，想也知道，都是早过了中年垂垂老矣，卖国贼当然不是那儿唯一坐轮椅的人。另外有人行动要靠助行器，而运动细胞发达些的老头儿则拄着拐杖昂首阔步。
凯勒的工作还是头一回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所以他不晓得是否所有银发族小区的安检都跟此处一样列入最高考虑，总之这里真是比五角大厦还难溜进去。大厅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把关，电梯和楼梯则有闭路电视监控。
卖国贼每天离开大楼两次，早晚到海滩散心。几乎次次都有个年龄是他一半的女人作陪——推着他的轮椅走在硬实的沙土上，然后在他晒太阳时念本西文杂志抽一两根烟。
精心设计的潜入大楼的方法凯勒想过之后放弃了。是能成，不过那又怎样?女人住在卖国贼的公寓，所以他也得把她做掉。这点他可不会良心不安，因为平民死伤在新型战争当中在所难免，何况天晓得她是否真是毫不知情的棋子?没错，如果干掉卖国贼的唯一办法得要通过她，凯勒自会不做二想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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