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是一个好公民，见义勇为，伸张正义。”
“正义应该已经伸张了吧。”我说，“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霍兰德夫妇被杀的那天，我曾经跟他们一块儿吃过晚餐?”
“好像有这么回事。我似乎记得你们并没有跟他们坐同一张桌子，是吧?你知道吗?上个月有个老人家，在地铁G线活活被人打死，G是我爸爸中间那个名字的缩写，但我不觉得我得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去把亵渎我父亲的那两个混蛋绳之以法。当然了，如果有人给我一笔钱去查，又另当别论了。”
“如果真有人雇我，不管是什么案子，”我说，“我就有工作干，有别的事情要忙了，不一定有工夫去查这种已经结了的案子。”
“单单这个理由就足够了，你应该去把你的执照弄回来。”他说，“你是认真的，对吧?我先打个电话看。”
他去忙活了二十分钟，给我一个名字，几个电话号码。“我不认识这家伙。”他说，“但是，有人跟我说，这个人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不过，当你记不得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时候，可别指望他跟雷吉斯①一样，会在一旁催你快点想。”
①乔指的是益智问答节目《百万當翁》的主持人。
“我希望你跟他提起我的时候，没有把我说成是个老好人吧。”
“我明白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谢我，不过，没关系，你会想出来的。”
那个把车停好，看着克里斯廷·霍兰德进门的人身上有手机，于是他打电话报了警。二十分局立刻派了一辆巡逻车来察看，巡警回报了现场情况，一个小时之内，分局的两名侦探前来调查。这个案子原本是他们的，但是，局长眼见媒体报导几近疯狂，一时之间难以平息，于是当机立断，从北曼哈顿调来了刑事组探员，与当地警方成立了专案小组，负责此案。
“这案子明明是我们的，却得跟别人一起办，谁心里都不舒服。”丹·谢林说，“面子问题先放在一边。跟他们合作是比较好的。否则，查了不到一小时，就得把手上的工作放下来去开记者会，这样能有什么进展?刑事组的人知道怎么对付媒体，由他们出面跟记者打交道，我们全力调查，这就单纯多了。在布鲁克林那间公寓冒出尸臭前，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了嫌疑犯的姓名，也大致知道他们的长相。只要找到这些混混，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了。除非这两个人死了，否则，休想逃离我们的手掌心。”
乔暗示我谢林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在我看来他算是很聪明的了。他有一点鲁莽，毕竟是来自中西部，虽然不严重，但是已经足以让乔这种在纽约混久了的老警察觉得他脑筋不够灵活、动作慢慢吞吞。看到他，就会让我想起一个叫做哈夫利切克的警察，也是从俄亥俄州来的。我很喜欢他，也很尊敬他，愿意常常跟他在一起。哈夫利切克的动作也是慢吞吞的。
谢林是明尼苏达州亚伯里人。进明尼苏达大学前，打过足球和篮球。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专踢足球，但是，却没被选进学校的金地鼠足球队。队员的身高最矮也得六英尺五英寸。
他的女朋友主修戏剧，毕业之后和他一起来到纽约，在餐厅打工，顺便旁听些课程。他则在某家公司当小职员，每天乘地铁上下班，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纽约警察的招聘广告。他通过了考试，从此进入警界。他和女朋友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很久，现在他也不知道她留在纽约，去了洛杉矶，还是回圣保罗老家去了。他不在乎，也懒得去问。我问他想不想念明尼苏达，他看我的眼睛，好像我是个疯子。
他们在拨火棍上找到半枚指纹，DNA检验报告一出来，他们就锁定了伊凡科，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指纹只有一处，而且还残缺不全，本来没有什么价值，幸好靠着得到的信息找出了伊凡科的犯罪纪录，终于有了突破。
“是吻合的，”他说，“法医认为至少有六成把握。这证据拿到法庭，当然不能说铁证如山，但拨火棍上的指纹不完整，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已经够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把这案子破了，可我们手上的证据却没有派上用场，法官和陪审团根本看不到我们的成果。真的上法庭，我们有他的DNA、精液、在现场掉落的毛发，还有法医在布鲁克林公寓里的尸体上搜集到的微量证据。”
“微量证据?”
“这么说吧。”他说，“卡尔在办完事之后，可没时间洗澡。”
线索逐渐浮现，破案在望，能量逐渐累积，情势格外紧张刺激。在专案小组精锐尽出，布下天罗地网，全力追捕人犯之际，布鲁克林警方意外发现了比尔曼与伊凡科的尸体。故事自此急转直下，再无悬念。不过，他很高兴案子就这样解决了。
“这样比较对得起受害者。”他说，“不是指真正的受害者，他们已经过去了，是他们的女儿。她太难受了，早了早好。这两个家伙死了也是好事，省得她整天上法庭，应付那些新闻界的疯子。案子结得彻底，血债血还，她再也不用担心六个月之后、六年之后，或是她生命中的哪一天突然被传唤作证，请她判断这两个混混可不可以被假释。案子结了就好，管它是怎么结的呢?父母惨死，不管是谁，这辈子都忘不了。但是，至少她跟我们一样，画上句号，到此为止，没有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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