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那两个强盗的家属?他们闯进我的家里，偷了我的财物，包括合法登记的手枪，杀了几个人，最后，他们自己同归于尽，你却跟我说，他的家属要告我?”
“纳德勒医生，”我说，“想打官司的人多着呢，不愁没有律师愿意帮他们出面。”
“到处都有追着救护车跑的讼棍。”他说。
“这种官司胜诉的并不多，这个案子看来也不像是会闹上法庭的样子，就算真的有人要起诉，结果看来也对我们有利，不被受理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来这里，其实是预先搜集资讯，防患未然，免得那些小混混来找麻烦。”
没想到激怒他那么容易，而安抚他却难得多。我也不想浪费时间，看他的眼神瞟向手表，我知道，他急着在一点五十分之前把我打发走。
我再次问他把枪放在哪个抽屉里，还请他告诉我，抽屉怎么锁，怎么开。书桌是椭圆形的，桃心木，桌面上还钉了皮革;右手边有三个抽屉，手枪就放在中间的那个抽屉里。他习惯用右手，他解释说，如果他坐在桌边，刚巧需要这把枪的话，这样最方便。
每个抽屉都有锁，但是其中有两个锁年久失修，都锈了。中间的抽屉里放了一把万能钥匙，尾巴上还系着一根毛线，我想这样大概比较容易找。
“小偷摸进来的时候，”我说，“所有的抽屉都没锁吗?还是只有放枪的那个抽屉被打开了?”
“原本也就只有那个抽屉上锁。”
“还有谁知道办公室有枪?”
“还有谁知道?”
“知道你有一把枪，”我说，“知道你放在哪里。”
“没有其他人。”
“你太太呢?接待员呢?”
“我太太知道我有把枪，但不知道我放在哪里。我太太看到枪就紧张，我买的时候就不赞成。”他皱起眉头，“我想这也就是我懒得修改求偿申请的缘故。至于我的接待员，格洛莉亚嘛，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把枪，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枪放在哪里。”
格洛莉亚是个中年黑人妇女，眼色冷静，笑容温和;但她给我的感觉却是：这种人不会轻易放过什么异常现象的。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好查的，于是问起他的病人。他在治疗中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必须要动枪的情况?
“绝对没有。”他说，“有病人在房间，我几乎不敢打开那个放枪的抽屉，总把它锁得紧紧的——不对，这么说不对。有两次，病人异常激动，我已经准备要把抽屉的锁打开了。事后想想，都是我自己瞎紧张，你明白吗?反正我并没有把锁打开，更别提亮家伙了。”
“那个病人后来——”
他的脸上突然像罩上了一层寒霜。“自杀了，提起来就伤心。他住在二楼，却坐电梯到顶楼，就这么跳下来。他留了一张纸条，说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会杀害别人。也许，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是最近的事吗?”
“自杀吗?不，是去年冬天的事，圣诞节到新年之间的那个星期。时间挑得真奇怪。”
“在丢枪之前?”
“没错，几个月前吧。”
“记得那两个坏人吧，”我说，“一个叫杰森·比尔曼，一个叫卡尔·伊凡科。”
“记得。”
“他们是你的病人吗?”
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的问题了。如果知道我是侦探，他大概懒得回答;但是，面对一个诚心诚意帮他预防诉讼麻烦的保险员，他怎么能拒绝呢?“不是，”他说，“我还是从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名字。”
“在你的病人里面，”我说，“有人有前科、曾经坐过牢吗?”
他摇摇头，“我的病人都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说，“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病因都是情绪低落。有几个是年轻女性，来找我多半是因为饮食失调。其中有一个是文思枯竭的作家，曾经写过五本小说，第五本是他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卖得非常好。不过，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九年来，他什么也写不出来。还有的病人是因为婚姻不顺，也有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走到死胡同里了。”
他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眺望公园，背对着我说：“我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大家一讲到皮肤学，都无比佩服。皮肤游戏，他们总是这么说。‘没有哪块皮肤会完全死透，也没有哪块皮肤会完全康复。’”他转过身来，面向我，双手紧握，“你可以怀疑我的工作，只是在大家的心理顽癣上擦点药膏而已。当然，对于皮肤科医生来说，这种话也不太公平，有的皮肤真的痊愈了，但也有的皮肤真的死了，变成黑色素细胞瘤。我的病人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多少变得开心些，精神病的症状也减轻许多。当然，还是偶尔会有人从屋顶上跳下来。”
他坐回书桌后面，玩弄一把铜质拆信刀，刀的把手上镶了孔雀石。“我有一个病人，应付不了他的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他说，“还有一个人窃取了公司二十五万元，拿去赌运动比赛和吸可卡因。这两个人都没有进监狱。我想，我的工作对罪犯、有前科的人，应该有些帮助，但他们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他还告诉我一点别的事情，然后拉起袖子，看了看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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