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站在饮料吧台后头，用钳子把冰块夹进一个高脚玻璃杯中。他往杯子里加进汽水，然后又放了两块冰块在一个矮脚杯中，注入纯麦酿威士忌。他倒威士忌的时候，我闻到了酒香，浓烈而带着烟熏味，像是湿掉的苏格兰呢布在火堆旁烤干的味道。
他把高脚玻璃杯给我，矮的留着给自己。“你不喝酒，”他说，“我也不喝的。”我的表情一定有什么异样。“哈!”他说，然后看着他手中的酒杯。“我的意思是，”他说，“我现在没喝那么多，住在康涅狄格时，我喝得厉害多了，但我觉得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喝得很厉害。最近我只不过是晚餐前来一杯。但今天晚上例外。”
“我可以了解。”
“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一摆脱那些警察，就顺路在街角一个酒吧迅速喝了杯酒，然后叫了部出租车。我不记得上次这么做是什么时候了。那杯酒我根本没尝到滋味。只是灌下去就离开了。我进门后又喝了一杯，拿了酒就倒，想都没想。”他望着手上握的杯子。
“然后就打电话给你。”他说。
“然后我就来了。”
“然后你就来了，这将是我今晚最后一杯，我甚至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喝光。‘给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公开信’，你想知道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
“你被和那批坏蛋归到同一类了。”
“完全正确。你知道我有什么感想?他们那些人显然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主题。”
“一定是的。”
“沃尔默和萨莱诺和贝里和拉希德。一个是儿童杀手，一个是黑帮老大，一个是堕胎诊所的凶手，还有一个是黑人种族主义者。我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和哈佛法学院，现在是律师，法庭上的代表。请你告诉我，我怎么会跟那四个贱民同列在一张名单上呢?”
“问题是，”我说，“谁列在名单上由威尔决定，他不用管合不合理。”
“你说的没错。”他说着走向一张椅子坐下，举起杯子迎向灯光，然后一口没喝又放下了。“你之前提到出国的事情。你只是故意讲得夸张点，对不对?又或者你是认真的?”
“我是认真的。”
“我就怕是这样。”
“如果我是你，”我说，“我会出国，绝不逗留。你有护照，对吧?放在哪里呢?”
“在放袜子的抽屉里。”
“拿来放进口袋，”我说，“带两件换洗衣服还有可以放进登机手提袋里的小东西。把家里能找到的现金都带着，就算不多也别担心。你不是逃犯，所以无论去哪里，都可以使用支票和信用卡。甚至你要领现金也没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有提款机。”
“我该去哪里?”
“你自己决定，但是别告诉我。我会建议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去找一家高级饭店，告诉经理你要用假名登记住宿。”
“然后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想不必。他曾跟踪罗斯韦尔·贝里到奥马哈，不过他不必调查就可以跟去。每天晚间新闻都报导贝里在那里，朝着医生和护士泼牛血。而且去内布拉斯加也不用护照。我猜想如果你出国，而且不要透露去哪儿，他会发现，与其想尽办法追踪你，还不如再写一封给其他人的公开信。而且他可以自我安慰说，他赢了这场游戏，因为他把你吓出国了。”
“他的确赢了，不是吗?”
“可是你会保住一条命。”
“而且形象有了个小污点，你不觉得吗?这位谁都不怕的大律师偷偷溜出国，被一封匿名信给吓跑了。你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过死亡恐吓。”
“我相信。”
“埃尔斯沃思那个案子惹来的。‘你这狗娘养的，如果他无罪你就死定了。’结果杰里米被判定有罪，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些恐吓是不是真的。”
“那些信件你怎么处理?”
“跟以前一样，交给警方。但我不指望能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希望我能帮忙杰里米·埃尔斯沃思脱罪的警察并不多。不过，他们也不会因此就不把分内的工作做好。他们做了调查，不过我怀疑他们会有多认真。”
“如果这回你死了，”我说，“他们就会认真多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不打算离开纽约，”他说，“我不会考虑。”
“这由你决定。”
“马修，死亡恐吓不值钱，一毛钱一打。这个城市里每个刑事律师都有满满一抽屉的恐吓信。老天，看看雷蒙·格鲁利奥。你想这么多年来，他接到过多少死亡恐吓?”
“应该不少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回他位于商业街家中的前窗户还被散弹枪扫射过。他说是警察干的。”
“他也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个推测很合理。你想说什么?”
“我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不能被这种事情吓得像个兔子似的逃走。你自己也遇到过死亡恐吓，对吧?我敢说你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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