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照样可以出门，照样可以去参加聚会。虽然出门得拄着拐杖，可是他可以走过几个街口去佩里街，总有人会让座给他位。他说，这是得艾滋病的好处之一，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也不必提早一个小时去佩里街聚会处占位子。他什么事情都能拿来开玩笑，我想如果没法开玩笑，那就惨了。”
“我想也是。”
“我以前有个一起工作的朋友，他不能来上班后，我常去看他。后来我就再也受不了了。那毁掉了他的心灵，但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他常常会有痴呆的现象，我待在他身边会受不了。我没有抛弃他，他有个照顾他的情人，还有很多朋友。我只是在办公室偶然认识他的。仔细听我说好吗?我老是得替自己解释。”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我发现自己会在拜伦身上寻找痴呆的症状，可是他没有。”
我在报上看到了关于拜伦死讯的报导;在纽约地方电台的新闻节目《纽约第一》中，梅丽莎·见川站在杰克森广场上，就在拜伦·利奥波德被射杀的那张板凳前进行报导。镜头拍了他对街的公寓，然后见川随着摄影镜头的移动，指出凶手的逃亡路线。
她继续说别的，我按下静音钮去接电话。是阿德里安，讲了几个新笑话还有那些饥渴的记者，反正只要威尔把你列入目标，其他人也都会想用枪瞄准你。“第四阶级①现在对我热情得很，”他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可以一天花十八个小时在摄影机前面，然后其他时间去接受印刷媒体的采访。人人都想娶个处女回家嘛。”
①The Fourth Estate，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阶级”。
“什么意思?”
“他们想找个例外。你还记得那个家伙在被涂了油彩又被贴上羽毛，然后用火车载出城之后所说的话?”
“他说了荣誉之类的话，不是吗?”
“‘但是为了荣誉，我宁愿以平常的模样出城。’我记得的也许不是字字正确，不过反正是个传说的故事，谁又能记得字字正确?走红的滋味很好，但我发现拒绝反而越来越容易。除了麦格劳之外。”
“他想怎么样?”
“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想采访我。”
他又继续说了其他的事情，不过我没认真听。我忽然灵光一闪，怕自己忘了，于是开口说：“不要跟任何人一对一碰面。”
“什么?”
“换了我，”我说，“没有保镖在场的话，我不会见任何人。”
“即使是个肥肚皮的老记者也不行吗?”
“红衣主教都不行。”
“真的?红衣主教能让人产生信任呢。我想是因为红帽子，让他看起来像个守护天使。”
他自己大笑，然后叫我放心。“红衣主教没打电话来，”他说，“马蒂也不想见我，他只想在电话上跟我谈，五分钟就行，然后给他一些独家的消息让他可以写专栏。我不觉得我给了他什么，不过他总有办法可以从少之又少的材料里面榨出他的专栏文章。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很多了。”
我们互道再见后挂了电话，然后我也没管电视上的安静画面到底在说些什么就关掉了电视。我有个想法，然后静坐在那儿慢慢玩味。那个念头似乎很牵强，而且我想到这种事情警方似乎早就该查清并且排除可能了，可是很难讲。如果他们没查过，那么我就有事情可以做了。
结果花了几个小时打电话之后，只让我回到原来比较保守的想法。也不能说没用，至少现在我可以放弃一个胡思乱想出来的念头，可是我也不觉得自己因此就能有其他的什么收获。
同时，马蒂·麦格劳的确从阿德里安所谈的话里面榨出了一篇专栏文章，文中探讨了身为名人的种种好处和坏处。同一份报纸里的另外一个专栏则在思考拜伦·利奥波德的命运，不过一两段之后，他就继续谈别的话题了。我也是。我跟拜伦算不上亲近，以前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而逮捕杀害他的凶手是第六分局那些家伙的责任。他们可以处理，不需要我的帮忙。
只不过，他们没法马上处理，而我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扯进去了。到了星期四，谋杀之后的两天，我正在到处乱晃时，发现自己距离那个凶杀现场走路只要五分钟而已。于是我走到那儿，在一张公园板凳上坐了半小时，跟几个人聊了天，然后过街去跟拜伦那栋大厦的门房说了几句话。
星期六下午，哈德孙街的圣卢克坊为他举办了一个追悼会。他戒酒这几年认识的人分享了对他的回忆。我仔细地听着，想在其中寻找线索。
会后我和金尼喝了两杯咖啡。“真滑稽，”她说，“我一直有种感觉，觉得应该雇用你才对。”
“雇我去找出射杀拜伦的人?警方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我知道。可是那个感觉一直甩不掉。你知道我怎么想吗?马修，我最好替他做点事。可是却没有其他我能替他做的事。”
那天稍晚时候我接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的电话。“你猜怎么着?”他说，“我猜到那个狗娘养的打算怎么杀我了。他会让我被烦死。”
“你听说过有人被烦死，”我说，“可是你不会在任何验尸报告里看到这会是所谓的‘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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