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被掩饰了，就好像天主教徒也会违背戒律自杀。烦死的人不能葬在圣土上的。你听说过一个叫贝内代托·纳皮的人吗?”
“我想我曾在弗里克收藏馆看过他几幅画。”
“不是那个，除非他有我所不知道的另外一面。大家喊他‘手提箱班尼’，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他曾有个工作，是替托尼·富里罗发动汽车，他把引擎打开预热一下，如果没有爆炸，那就表示车子安全，可以让汤尼上车了。”
“就像试吃食物的人一样。”
“正是如此。你把钥匙插进去发动，没出事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看卡通节目了。班尼这么搞了几个月，然后就算了。不是因为他受不了那种压力，我不认为他感觉到任何压力。‘从来没出过事。’他这么抱怨。当然如果真出过事，你就得用海绵替他收尸了，不过他只觉得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烦了。”
“你倒是知道他的感觉?”
“没错，而且事实上我不像班尼那样有抱怨的权力。我可以诉苦说大热天还得穿防弹衣，但其实我是从冷气公寓出来，进入有冷气的加长型轿车，然后再到有冷气的办公室。街上比地狱还热，可是我在街上停留的时间还不足以让我感觉到热度。”
“的确防卫得很周密。”
“你说得没错。我不知道防弹背心那么重，更别说有多不舒服，不过那也不是苦行僧穿的粗布衬衣。所以我现在活着，等着炸弹爆炸，如果没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逃过一劫。你呢?你查出什么了吗?”
“事实上，”我说，“我还在考虑要把钱退还给你呢。”
“为什么?”
“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好方法去赚这笔钱。我花了一些时间，可是我不认为查到了什么新线索，而且我也不可能对官方调查有任何帮助。”
“还有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不是吗?”
“哦，的确是有。”我说，然后告诉他拜伦·利奥波德的事情。”
他问：“他是什么人，朋友的朋友吗?”
“基本上是。我认识他，不过只是打过招呼而已。”
“可是没有亲近到杀他的凶手逍遥法外你就睡不着的地步。”
“想不到警方到现在还没有逮到凶手，”我说，“我想我会花几天查一查。只不过我现在已经有你这个客户了。”
“你从没同时进行两个案子?”
“偶尔会，但是——”
“不过你觉得好像是在欺骗?我现在活在宣判死刑的阴影下，你应该为我所付的钱而努力，太阳出来时，就没有月光。那个朋友想雇你吗?”
“她提过，但是我不会收她的钱。”
“你是慈善性的服务。”
“你们律师总是会想出这些字眼来形容。”
“一个男子带着一杯咖啡和一份《纽约时报》坐在小公园的板凳上。另外一个男子走过来，射杀他，然后逃走。就这样，对吧?”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死者得了艾滋病。这会是什么，反同性恋分子吗?”
“拜伦是异性恋者。他吸过毒，因为重复使用针头而感染艾滋。”
“所以搞不好凶手是个消息不准确的反同性恋分子。或者反过来，是因为好心而杀他。你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的都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你看这个意外和我们的朋友威尔会有任何关联吗?”
“天啊，”我说，“我想都没想过。”
“现在你想到了?”
“想到了，不过又抛开了。”我说，“如果两者有关，我会觉得很意外。威尔并没有事先宣布，也没有事后夸耀。而且死者完全不是公众人物。会有什么关联呢?”
“非常随意，”他说，“而且非常没有意义。”
“所以呢?”
“威尔的目标都很特定，他会事先宣布他的目标，然后告诉对方他为什么要杀他。”
“没错。”
“这是他的正式目标。”
“你认为他还会私下杀人?”
“谁知道?”
“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哪有为什么呢?”他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干吗要杀我?也许他喜欢杀人，永远杀不够。也许他计划要射杀我，想先找个容易的目标、一个不会防备他而且身边不会环绕着保镖的人来练习。也许那次杰克逊广场上的小小行动是一场彩排。”
这个想法很有趣。乍听之下很天马行空，不过相当刺激，于是我开始提出别的可能性。我们扯了几分钟，然后惠特菲尔德说：“我不觉得两件事有任何关联，你也不这么觉得。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花两天时间去查查看。别退还我给你的钱，你总能找出方法来赚的。”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坚持。比起我给可靠侦探社的保镖费，给你的那些钱只是零头而已。一天要花四十八个小时的保镖时数，还有加长型轿车和司机，外加其他额外的支出。算一算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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