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埃莱娜和我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晚餐。她点了大号的沙拉，我点了一大碗辣酱，拌着一大堆切碎当配菜的甜椒吃。菜辣得可以让人起疹子，不过对我没什么影响，我一向不太注意食物的味道。
她聊了些白天店里的事情，还有TJ过去跟她闲扯。我也谈了自己的一天。然后我们两个沉默了下来。店里放着的古典音乐，在周围的交谈声中几乎听不见。侍者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再来些毕雷矿泉水①，我说不要，不过请他有空给我端一杯黑咖啡过来。埃莱娜说她要草药茶。“哪一种都行，”她说，“给我点惊喜吧。”
①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的矿泉水。
他端了一杯“红色活力”给她。“好个惊喜。”她说。
我喝着咖啡，脸上一定有什么异样，因为埃莱娜双眉一扬。
“有一刹那，”我说，“我尝到咖啡里的酒味。”
“可是其实没有。”
“对，咖啡很好，不过就是纯咖啡而已。”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感官记忆吧。”
“我想也是。”
这次来阿姆斯特朗酒吧，可以说是纯粹路过。几年前，酒馆主人吉米原来的房租还没到期，也未往西迁移好几个街区之前，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第九大道，就在我所住旅馆的街角，那儿几乎成了我个人生活空间的延伸。我在那儿社交，在那儿品尝孤独，也在那儿见客户。我在那儿总是保持喝酒的状态，有时候不只是保持状态而已，而是在吧台后头或自己那张桌子前喝得烂醉。我通常喝波本威士忌，不是喝纯酒就是掺在咖啡里。当时对我来说，咖啡和酒两种味道似乎相辅相成，甚至咖啡因和酒精都可以互相平衡，一个让你保持清醒，而另一个则抚平你敏锐的意识。
我知道抽烟的人戒烟后，就必须暂时戒咖啡，因为两者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我戒酒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喝咖啡不包括在内，我照样可以高高兴兴的喝咖啡，而且到了大部分同辈的人都觉得应该改喝低咖啡因咖啡的时候，我显然也不必有罪恶感。我喜欢咖啡这玩意儿，尤其是好咖啡，比方埃莱娜自己在家里弄的(虽然她自己很少喝)，或这阵子在全纽约各角落冒出来的那种西雅图式咖啡店里面的。阿姆斯特朗酒吧里的咖啡一向不错，又浓又香，这会儿我喝了一口，品尝着，想不透自己刚刚为什么觉得有波本味。
“你也无能为力，”埃莱娜说，“不是吗?”
“的确。”
“你劝过他出国的。”
“我应该再坚决一点的，”我说，“不过我想他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我也不能怪他。他有自己的人生。而且他也做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了。”
“可靠侦探社做得好吗?”
“即使是后见之明，”我说，“我也找不出他们有任何错。我想他们原先可以派个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公寓，不论惠特菲尔德在不在家。但即使出事之后，我也不敢说他们该这么做。至于我这部分，没有，我也找不出自己可以多做些什么，让结局有所不同。如果我有某种洞察力，知道威尔是谁，那就太好了，可是事情不是如此。这件事情我就跟纽约其他八百万人，包括被分派去查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多少个警察一样，摸不着头绪。”
“可是有什么困扰着你。”
“威尔就在那里，”我说，“一个个地杀了人，又全身而退。我猜困扰我的是这个，尤其是他现在干掉了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本来是打算说‘一个朋友’的，只是这样不太精确。不过上回我跟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谈的时候，觉得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他活得够久。”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喝光剩下的咖啡，抓住侍者的视线，朝着我的空杯子指了指。侍者替我补满咖啡时，我思索着埃莱娜的问题，然后说：“他的葬礼只有家人参加，不对外举行。他的死这么轰动，不这样做的话会有很多人跑来。据我所知，下个月会有个公开追悼仪式，我大概会去。”
“然后呢?”
“然后我大概会点根蜡烛为他祈祷，”我说。
“反正也不会有坏处。”她说，故意学着布鲁克林的腔调。这是一个老笑话里的腔调，我想我笑了，她隔着桌子也回了我一个笑容。
“那些钱让你困扰吗?”
“什么钱?”
“他不是给了你一张支票吗?”
“两千元。”我说。
“而且可靠侦探社那边没给你介绍费吗?”
“死掉的客户不必付钱。”
“什么?”
“那是保镖这一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我说，“有人拿来作为一本谈这个话题的书的书名。威利只拿了一笔小额的聘约金，不过还不够他付给那些保镖人员的时薪。法律上他当然有资格开账单，但他已经告诉过我，他打算自己支付这笔开销。既然他已经赔钱了，我也不会去拿他的介绍费。”
“而且你很乐意不拿，对不对?”
“哦，我不知道。如果他赚了钱，我拿介绍费会拿得安心一点。另外如果惠特菲尔德付给我的那两千元让我感到困扰，我反正退回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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