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叫你应该去邮局把大家都射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看到凶手的背面，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每个公园里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前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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