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第二位是马文·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遇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你一直在摇头,”乔·德金说,“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你已经说过了。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白天我们都在第一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都无比的年轻,我想也的确是。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核查我的说词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快捷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实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头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吧台后面的女郎看来颇具异国风情,不过一脸厌倦的表情。她替乔调了一杯马丁尼,又给了我一杯可乐,就走开了。
乔喝掉三分之一杯的马丁尼,然后把杯子举高。“我点这个,”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的味道,而是因为经过像这样的一天之后,我想喝点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懂你的意思,”我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点可乐。”
“的确。别告诉我你从没有过那种冲动,想喝强烈点的饮料。”
“我常有那种冲动,”我说,“那又怎样?”
“不怎么样。”他对着酒保那个方向点点头。“谈到冲动,”他说。
“嗯?”
“你觉得是怎样的,黑人父亲和越南母亲?”
“差不多吧。”
“一个背井离乡的寂寞美国大兵,一个年纪很轻却拥有东方古老知识的女郎。你仔细听我说,可以吗?不过很有趣。你看到某个人长得如此有异国情调,觉得很特别,不过这只是你自己心里在想罢了。”
“你现在懂得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天上的云了。”
“哦,去你的。”他说。
“大家都这么告诉我。”
“是啊,我明白为什么。来,我复印了一份。我想我不应该弄的,而且我知道我也不该给你看,不过我敢跟你打赌,这玩意儿明天早上一定会见报,所以干吗让你最后才知道呢?”
说着他把威尔的信递给我。
“完全不对,”我说,“威尔没写过这封信。”
“如果威尔是惠特菲尔德的话,”他说,“而且假设惠特菲尔德不是装死,那么这一切还用说吗?他当然没写过这封信,死人不会写信的。”
“他死前可以先写好,他已经写过一次了。”
他从我手上把信拿去。“信里引用了麦格劳昨天登过的专栏,马修。而且他谈到了塔利威胁要让运输工会罢工的事情,那只不过是一个星期或十天前的新闻。”
“我知道,”我说,“有太多证据都可以证明,阿德里安并没有写这封信然后安排在死后几星期之后寄出。但就算我从没怀疑过阿德里安,只要看看这封信,你就知道不是原来那个人写的。”
“是吗?可是风格很接近啊。”
“威尔二号的文笔很好,”我说,“对语言很敏感,而且我猜他下了一番工夫模仿威尔一号。我手上没有其他几封信可供比较,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辨认出是不是出自以前那个人之手。”
“我不懂这些。我同意两者很近似。不过以前那些抄袭威尔的人,不也都想尽办法模仿他吗?”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一定吗?”他耸耸肩,“也许没那么容易。你知道,他不光是抄袭写作的风格,其他也抄袭。看到签名没?”
“那是把原件垫在下面描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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