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逐步升级。弗拉尼花光存款买了一辆旅行车。邻居越来越习惯里奇在公寓前面的街上洗车擦车的情景，显然他对自己的新玩具很自豪。邻居们没有看到他如何装饰车子内部，里头放了张床垫，车子边的栏杆上还有些绑缚用的工具。他们会开着车在市区转，到了适当的地区，就由弗拉尼开车，里奇躲在后车厢。然后弗拉尼会找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无所谓)，说服他们进入旅行车。
完事后，他们会放那些小孩走。直到有一天，有个小女孩一直哭个不停。里奇找到让她停止哭泣的方法，然后把尸体丢在内林丘公园里一个树木茂密的地方。
“那是最棒的一次，”他告诉她，“使一切更圆满，就像餐后来份甜点一样。我们应该把他们都解决掉的。”
“好吧，从现在开始，”她说。
“想想最后她眼中的神情，”他说，“耶稣啊。”
“可怜的孩子。”
“是啊，可怜的孩子。你知道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她还活着，好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够了。他们是禽兽——这是我们给他们贴上的标签，奇怪的是，这个词是用在我们的一些同类身上，而他们的行为在其他较低等动物身上其实很难以想象。他们找到了第二个被害者，这回是个男孩，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离第一具半英里的地方，接下来就被抓住了。
毫无疑问他们有罪，这个案子本来应该十拿九稳的，可是后来却一片接一片地掉落，直至土崩瓦解。由于法官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使陪审团无法看到大量的证据、无法听到大量的证词。这应该也无所谓，因为弗拉尼已经认罪，并且做了对里奇不利的证词——他们没有结婚，所以也没任何特殊保密的借口可以阻止她这么做。
结果她自杀了，一切就都完了。
里奇的案子依然在陪审团面前被起诉，但没什么大用，而且里奇的律师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个好律师，有办法找出种种破绽让里奇过关。结果法官的量刑轻得几乎等于无罪释放，而陪审团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回到法庭，做成无罪的决定。
“真可怕，”一名陪审团成员告诉记者，“因为我们都十分确定是他犯了那些罪，但检控方无法证明。我们必须判他无罪，但无论如何，应该找个方法把他关起来。这种人怎么可以放掉他，让他重返社会呢?”
这也是马蒂·麦格劳所不解的。“在法律的眼中，你或许是无罪的，”他威胁道，“但在我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眼中，你就像犯了原罪一样有罪。只有那十二个受限于司法系统而必须像司法女神一般盲目的陪审团员除外……
“有太多人和你一样，”他继续写道，“钻司法的空子，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宜居住。我必须告诉你，我希望上帝有个方法能摆脱你，动用私刑是个坏方法，只有傻瓜才会想回到无政府的民兵时代。但你却是支持这种做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我们无法动你一根汗毛，而且我们只能让你生活在我们周遭，就像个赶不走的病毒。你不会改变，也不会去寻求心理治疗，而且反正你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你会玩弄心理治疗师、心理顾问和假释委员会于股掌之间，然后溜回我们城市的街道，去猎食我们的孩子。
“我想亲手杀了你，但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也没有那个勇气。也许你会走下人行道被公共汽车撞死。若是如此，我会很乐意捐钱给那位司机当辩护基金，如果司法系统疯狂到非让这个司机得到一些报应不可，那么应该颁发一枚奖章给他——我也很愿意捐钱赞助，而且心甘情愿。
“又或者，在你可怕一生中，曾有那么一瞬间，你愿意当个顶天立地的人，做应该做的事。那么你可以学习弗拉尼的做法，消除众人的痛苦。我不认为你有那个胆子，但或许你会鼓起勇气，或者有人会帮助你。因为无论圣伊格内修斯教会的修女们如何教导过我，我就是抑制不住地想：我非常非常希望见到你颈上绕着绳子，挂在一根树枝上，在风中，缓缓地，缓缓地旋转。”
这是典型的麦格劳作品，这类文章正足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小报会出破天荒的价格从其他报纸挖走他。正如某人所说的，他的专栏构成了真正纽约的一部分。
多年来，他一直插手别人的工作，而且不无成效。这些年他出了几本非小说类的书，虽然都不是什么畅销书，但都颇受重视。几年前他在一个本地的有线电视频道主持脱口秀节目，播了六个月因为跟电视台管理阶层不和而结束。在那之前，他还写过一个剧本，并且曾在百老汇上演过。
但使他成为纽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是他的专栏。他用一种通晓清晰的方式宣泄读者的愤怒和无奈，用字造句又比那些率直地表达蓝领愤怒的文章要高明。我记得自己读过他谈里奇·沃尔默的那篇专栏，也记得自己多少同意他的说法。我不怎么在乎司法制度，不过有几次，我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制度更好。我痛恨看到动用私刑的民众涌上街头，不过若他们停在里奇·沃尔默家的门前，我也不会跑去试图劝他们离开。
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那篇专栏文章。读的时候，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偶尔也对一些过度简单化或不适当的措辞而皱眉，心里想着如果里奇被发现在一棵树或街灯柱子上头上吊自杀，也完全不是坏事。然后，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把报纸翻过去看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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