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
那篇专栏是在星期四刊出，外加星期三深夜的晨版早报①。除了有八至十封给编辑的信——其中两封后来在“人民的声音”专栏中被引述——之外，星期五和星期六还有五封读者来信是给麦格劳个人的。一封是布朗克斯河谷区的一名天主教信徒寄来的，他提醒麦格劳，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而教唆他人采取这样的行动也同样有罪。其他的信则是表达对那个专栏的赞同之意，赞同的程度不等。
①一般美国大城市的报纸每天会发行好几个版本，内容也随着新闻的发展有所更新。如果遇到特殊状况，更会随时发行特别版的快报。
麦格劳有一叠印好的明信片：“亲爱的XXX，谢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写信。无论你对我非说不可的话赞同与否，我都很感激你，能够拥有你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既高兴又光荣。盼望你今后每星期二、四和周日，都能阅读我在《每日新闻》上的专栏。”并不是每个写信来的人都会留下回信地址——有些人甚至没在信末署名——但那些收到明信片回信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名字写在“亲爱的”后头，信末还有手写的评论——“谢谢!”或“你说得对!”或“好观点!”麦格劳会在那些明信片后头签名寄出，然后便忘得一干二净。
其中一封信倒是让他留下了印象。“你那篇给里奇·沃尔默的公开信相当犀利而具有煽动性，”信中一开始这么写道，“当司法系统失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光是失望地置身世外、归咎于我们把权力交给这样的系统——即使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不幸结果束手无策——是不够的。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需要一个后援措施，一个故障时仍能保全整个机器运转的装置，以便更正这个有瑕疵的系统所必然出现的那些错误。
“我们发射火箭到太空时，也同时设计出许多出故障时应变的后援措施。我们容许某些无法预测的因素会使得整个计划受挫，因而建立了一套装置来修正任何可能发生的偏差。若是我们对外太空都会有这类固定的预防措施，那么为什么对我们城市中的街道不能如此呢?
“我提出一个针对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援措施，其实这已经存在于我们市民的心与灵魂之中，但要看我们有没有行动的决心。我相信我们有。你写的专栏，就是一种集体意志的体现。而我，也同样是这种人民意志的一个体现。
“里奇·沃尔默很快就会被吊死在树上，这就是人民的意志!”
这封信的文字修养比大部分的读者来信都高，而且是用打字的。麦格劳的读者不完全是那些只知道用蜡笔在牛皮纸袋上涂些标语的小丑角或低能儿，他也曾经收到过打字且用词讲究的信，但这类信一定都会签名，而且几乎都会有寄件人地址。这封却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地址，不单是信纸上没有，信封上也没有。麦格劳看了一下信封，上头只有他自己的名字和报社地址，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把信归档，然后就忘了这件事。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两个多明尼加小孩在山区骑自行车，他们从内林丘公园一个很陡的小径骑下来。其中一名对他的同伴大叫，两个人到了比较平的地带便同时煞车。“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那棵树上。”“什么树?”“后头那里有个家伙吊在树上。”“老兄，你疯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你疯了。”“我们得回去。”“上坡?就为了看到那个上吊的人?”“来吧!”
他们回头，那位先头没看到的人也回去了。在距离单车小径约十五码之处，的确有个男人从一棵针橡树坚固的树枝上吊下来。他们停下车来，好好看个仔细，其中一个男孩当场呕吐起来。那个男人吊死的画面不会太优美，他的头肿得像篮球，脖子被他身体的重量拖得老长。他并没有在风中缓缓地旋转，因为根本没有风。
不用多说，那是里奇·沃尔默，他被吊死的地方离惨死在他手下两个受害人的陈尸处不远，麦格劳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狗娘养的果真听了他的话自行了断。他有一种拥有莫名而奇异的权力感，一时之间既不安又兴奋。
但里奇不是自杀的。他是窒息而死，也就是说绳子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还活着，不过很可能已经失去意识了。验尸发现他的脑袋曾受到重击，而且造成头盖骨致命的伤害，如果不是某人还费事把他吊起来，光是这个伤也足够取他的性命了。
麦格劳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看起来似乎是他的一篇专栏文章引起了某些回响，而导致了里奇的被杀。至少，凶手在行凶时遵照了麦格劳的方法。这令他厌恶，但仍无法让他哀悼里奇·沃尔默的死。所以他依照多年来的习惯，在专栏上谈论他的想法和感受。
“我无法说我很遗憾里奇·沃尔默已经不在人世，”他写道，“这毕竟符合我们八百万市民的愿望，而我也必须说，里奇长眠于冰冷的地下，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品质更糟。但我很不愿意去想到，我或任何这个专栏的读者对于他的死有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杀里奇·沃尔默的凶手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忙。沃尔默是个恶魔。有人真以为他以后不会再杀人吗?难道我们现在不都抱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辩驳说他以后再也没办法杀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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