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样也好，也许气氛正需要打断。
他重新开口，话题转向拜伦·利奥波德。“开始我只想着可能会有人杀掉他，”他说，“某个闯入他家的小偷，或者街上的抢匪。任何事情，街头毒贩战争中某颗乱飞的子弹，或者我在报上或电视里头看过的任何情景。我会在脑中重新排演一遍，然后想象是发生在他身上。我看过一个节目，我想是真实故事改编的，里头的男护士把病人给闷死。不见得都是绝症病人，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不能算是仁慈杀人的案例。我想着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我想到，如果病人真这样被杀掉的话，可能会被误判为自然死亡。”
“那你就被欺骗了。”
“对，而且还永远不知道自己被骗。我只知道，某个好心的护士可能把哈伦·菲利普斯给闷死，他的保单也有双倍理赔的条款，所以——”
“没错。”
“如果拜伦·利奥波德会死于谋杀的话，就不能让他看起来像是死于睡梦中，或者像是死于疾病。这种意外无法伪装成自然死亡。我查过，凶杀符合保险的意外死亡定义。到了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已经盘算着要自己动手了。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进入我脑中的，但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就再也摆脱不掉了。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法想。”
以前他从没想过要采取行动结束他太太的生命，就连他祈祷太太早日死亡时，也从没想到要真的去做什么事。当他开始实际考虑过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很多方法时，忽然想到，当初一把刀或一颗子弹，将可以免去他太太许多痛苦。
“可是我绝对做不出来。”他说。
“但你觉得换了利奥波德你就做得出来。”
“我不知道。我唯一能想象的方式是用枪。我不可能打他或用刀刺他，但或许我可以拿枪指着他，扣下扳机。也说不定我做不到。我完全不敢确定。”
“你从哪儿弄来那把枪的?”
“我有这把枪已经好几年了。原来是我一个舅舅的，他过世之后，我舅妈不希望家里有枪。我把它连同一盒子弹放在阁楼的一个皮箱里，就忘了这件事。然后我想起来，东西还放在那里。我连那把枪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我还想，如果我射击的话，说不定会轰掉自己的脑袋。”
“可是你结果还是拿来用了?”
“我开车去乡下试射。朝着一棵树的树干射了两发子弹。枪好像没问题。所以我就回家，想着这件事，吃不下睡不着。然后我知道我得找些事情来做。于是我就去了纽约。”
“你带着那把枪，怎么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我怎么……可是我没去机场，我不坐飞机，从来没坐过。”
“你刚刚说过，”我说，“我忘了。”
“我乘火车，”他说，“没有安全检查，不必通过金属侦测器。我想他们不怕劫火车。”
“从杰西·詹姆斯①之后就不怕了。”
①杰西·詹姆斯(Jasee James，1847-1882)，美国著名大盗，南北战争中加入南军游击队，曾率领武装匪徒在西部各地抢劫银行及火车，为害大十五年，后为手下所杀。
“我到了纽约，”他说，“找到他住的那栋大厦，结果一个半街区外就有一家供早餐的旅社。我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待多久，但我想如果我有胆去做那件事的话，最多不会待超过一个星期。”
结果，在那家旅社住了一夜后，次日早晨就有机会。他走到那个小公园，以便观察利奥波德那栋大厦的门口，此时他看到利奥波德撑着两枝拐杖带了一份报纸出现，他直觉上就知道这是他寻找的人。他脸上显示了艾滋病的病征，而且显然已经到了晚期了。
可是他没把枪带在身上。枪还放在旅社房间里，用一条抹布包着，锁在他的行李箱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带枪出门，到达公园的时候，拜伦·利奥波德已经坐在那张板凳上了。他忽然想到，这个区似乎住了很多同性恋者，说不定有其他艾滋病患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虽然迅速的死亡无疑可以解救这个有福的人，不管他是谁，但确定一下他的身份似乎比较慎重。这样可以确保这桩谋杀能让他得利——无论他怎么找借口合理化，他杀人还是为了钱，如果杀错了人，那他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
“所以我走向他，”他说，“喊了他的名字，他点点头，然后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他说是的，他是拜伦·利奥波德，或类似的话，我也记不清了。我还是不确定自己会动手，你知道，因为我还在挣扎。我可以确认他的身份后就转身走开，不回再动手。或者我可以回家，然后忘掉这一切。
“‘利奥波德先生?’‘是的。’‘拜伦·利奥波德?’‘是的，有什么事?’诸如此类的。然后我掏出枪，朝他射击。”
此后的记忆甚为模糊。他开始跑，希望有人追上来，希望被逮住。但没有人跟着他，也没人抓到他。中午刚过，他就搭上了回程火车，回克利夫兰。
“我还以为他们会找上门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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