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锁车时，我自己匆忙赶回屋内，我对于让哈夫迈耶单独待着很紧张。我担心会发现他已经自杀身亡，或者正在打电话找律师。很难说这两种情况哪个更棘手，但事实证明两种担心都很无稽。
我告诉他，我已经请我的司机进来加入我们。片刻之后，敲门声想起，我替杰森开门。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该谈些什么，但哈夫迈耶一获知杰森是西储大学的学生，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他们谈起该校的美式足球队，然后很自然的转而对克利夫兰的职业球队布朗队热心讨论起来，还一起数落那个不忠的老板打算把球队卖到巴尔的摩的决定。
“我所能想到对那个人最善意的评语，”哈夫迈耶说，“就是他完全是个狗娘养的。”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让我谈起沃尔特·奥马利的个性和他的历史，然后大家继而讨论起一个球队的往事，曾经有过哪些球员，或者和球迷的关系。这些话题本身就很有趣，情境又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房间里充满了两种谈话，一个是我们正在谈的，另一个是我们选择不去谈的。前者是运动及其幻觉，后者则是凶杀及其后果。
杰森打了两个电话去取消他晚上的计划。我打电话给全美铁路公司预订两张克利夫兰到纽约的湖岸线特快车票，然后又打电话去纽约给埃莱娜，听到应答机上头我自己的声音：我留了话，说我次日下午会回去。返回客厅时，杰森和哈夫迈耶正在讨论晚餐。杰森建议出去吃比萨，哈夫迈耶说叫外卖比萨更快也更简单。他自己打了电话，多米诺的送外卖的男孩在离规定的二十分钟还颇有一段距离时便送来了。哈夫迈耶喝阿姆斯台尔啤酒配比萨，杰森和我则喝可口可乐。我感觉杰森其实比较想喝啤酒，很好奇他为什么不要一罐。他觉得值勤时喝酒不适当吗?或者他舅舅告诉过他我是个戒酒的酒鬼，使得他认为不该在我面前喝酒?
晚饭后，哈夫迈耶想起他应该整理行李。我和他一起进卧室，靠在墙上等他慢条斯理地挑选衣服，放进行李箱。整理好之后，他关上箱盖，提起来做了个表情。他说他一直想要买个有轮子的行李箱，现在大家都用那种，可是却没去买。
“可是我想我不会再有太多旅行了。”他说。
我问他行李箱重不重。
“还好，”他说，“这次带的东西比上回多，可是没带枪，那把枪比你想象的要重。我这倒想起来了，那把枪我该怎么处理?”
“你还留着?”
“很蠢吧?我本来打算丢掉的。扔进阴沟里，或者抛到湖里去。可是我却留着，我想我可能会，呃，需要它。”
“放在哪里?”
“阁楼上。要不要我去拿?或者放在那里就行?”
我思索着这个问题。曾有一度答案很明显，但许多法庭判定改变了证据的可接受性。应该把枪留在原地一阵子，按正规程序申请到搜索票再来拿吗?
或许吧，我想，但我衡量万一有人闯进来把枪偷走的可能性，觉得还是把凶器带走比较妥当。就算哪个法官不允许这个证物列入，光凭哈夫迈耶的录音带自白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更足以让他被起诉。
他爬到窄小的阁楼里，把包在一块红白方格布里的枪拿下来。我想那一定就是那块抹布了。他原封不动的递给我，我没打开就闻得到枪的味道。他上次射击过后没有清理，还闻得到杀害拜伦·利奥波德的火药味。
我走出去，到杰森的车旁边，把枪锁进我的公事包里。
我们玩红心牌消磨时间，哈夫迈耶又泡了一壶茶，然后杰森提早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比火车出发的时间几乎早了一个小时。我给了他一些钱，他说他才应该付钱谢谢我给他这个经验。我告诉他别儍了，于是他把钱收进口袋。
哈夫迈耶坚持付我们两个人的火车票钱，就像他刚刚也坚持付比萨钱一样。“两张单程车票，”他说，“你不会再回克利夫兰，我也不会了。”
火车很挤，我们没订到相连的座位。我把列车员拉到一边，告诉他我是个私家侦探，正陪同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返回纽约。他替我和一个家伙换了座位，我让哈夫迈耶靠窗，我在他旁边坐下。
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他想知道以后可能发生的状况，我就自己所知回答他。我说即使他打算尽力配合警方而且认罪，也还是应该找个律师。他说他在克利夫兰曾雇用过一个，但那个人不办刑事案件，而且反正他是在克利夫兰。“不过我想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个。”他说，我说的确，我可以推荐几个纽约律师给他。
他说，他相信他的余生都会在监狱内度过。我说不见得，他很可能可以用认罪换来比较轻的罪刑，律师可以辩称他太太死亡所造成的痛苦，让他因此获得减刑，而且他没有前科(甚至除了收到过两张违规停车告罚单之外，也没有任何交通违规纪录)也绝对会成为他的优势。“你还是得去坐牢，”我说，“不过可能是在安全警戒最低的监狱，其他大部分的犯人都是白领罪犯，不是侵犯儿童者和暴力杀人犯。我意思不是说你会喜欢那个环境，可是那儿也不会是《肖申克的救赎》①里头那种炼狱。而且我相信你服刑不会超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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