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赶到厕所之后，他还得在尿池前面站半天，前列腺费半天劲，才能顺利尿出来。说来稀奇，尿尿成了唯一比憋尿更艰难的考验。变老，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你考虑别的可能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惨状还算是能将就的。
自从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之后，最近他不得不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一种可能性。
已经八个月了。八月份的时候，他的内科医生帮他安排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检査，还主动邀集泌尿科会诊。然后，那些可恶的阿拉伯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杀死了三千多人。他临时取消了会诊时间，一忙，又忘了定个新的时间。他的内科医生等不及了，主动通知他，要他十一月到泌尿科报到，进行超音波检查与活体组织切片。这两样检查都他妈的痛得要命，结果也只是重复PSA之后大家都知道的结果而已：他得了前列腺癌，癌细胞有转移的可能。
泌尿科专家跟他说，遇到这种情况，有几种选择：可以开刀，也可以选择放射线治疗，如果选择后者的话，必须在体内植入放射性颗粒，减轻放射线治疗的部分严重后果。泌尿科专家的建议是：先开刀，割掉前列腺，如果排尿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的话，再接受放射线疗程，抑制癌细胞蔓延到前列腺以外的地方。
在这段时间，如果癌细胞又开始作祟的话，他们打算采用激素疗法。但是药效逐渐累积，这些医生特別声明，就会导致所谓“化学去势”的后遗症。没有人会喜欢这种疗法，听起来好像是他们把你的卵蛋割掉一样。但是，医学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一来可以让病人省去注射疗程，二来疗效卓越，百分之百有效。因为这是釜底抽薪，直接阻止促进癌细胞滋长的睾丸激素继续分泌。
但这么一来，你的性生活也跟着完了。说巧不巧，温特斯最近碰到一个老朋友，八十几岁的法学院教授，照样性致勃勃，直到他的癌细胞一发不可收拾，必须要动用最后的防御手段——激素疗法为止，这样才能较为持久地延缓癌细胞的发展，让他能——怎么样?因其他原因而死?“我怕死了。”这个老教授跟他说，“我觉得这是标标准准的‘完蛋’，你根本不是个男人了，活着有什么意义?几针打下来，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欲望，完全提不起兴致。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想做，我不在乎。”
真棒。
如果真能一撒手，什么都不管，他真想吞一大把安眠药，就此沉沉睡去，无忧无虑。
他私底下也搜集了资料，自己来研究，结果赫然发现，泌尿科医师要动的手术，可不只是修修指甲而已，而是大动干戈，就算你命硬，没有死在手术台上，接下来几个月，你都得忍受尿失禁与性无能，这两种后遗症说不定会阴魂不散，在所剩不多的岁月里，死缠着你。所以，你得成天包着成人纸尿布，免得尿滴出来，性欲还在，但雄风难振，更棒的是：癌细胞还是如影随形，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回来，到头来，还是照死不误。
他请教两位接受过放射线治疗的朋友，两个人的答案一模一样：早知道有那么痛苦，宁可死，也不要接受这种鬼治疗。
真棒。
“最后还有一种，”那个医生很不情愿地这么提了一下，“静观其变，密切追踪。你每三个月要来做一次PSA，我们会帮你好好看一下你的情况。”为什么呢?他很是怀疑：为什么做PSA呢?“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你的身体状况。”既然他已经决定不再接受任何治疗，他为什么要在乎PSA指数是高是低呢?“我们还是要搞清楚癌细胞的扩散情形，有必要的话，在最短的时间，帮你决定一种治疗方法。”
“我跟你说，”他说，“回顾过去，有一件事情我很后悔。如果日子能从头来过，我一定不会选刑事法。”他故意住嘴，等那些笨蛋接口问他，要不他要选修什么?“医疗纠纷诉讼。在我毕业的时候，这个领域还算不上什么专业，如果我未卜先知的话，我早就荷包满满了;就算赚不到钱，也够我开心的了。”他离开医院，再也不回去了。
他现在服食草药，也许有用，也许没用，要做一次PSA才能知道。只不过一针嘛，哪个医生都能做，但挨那一针干什么呢?
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情，除了那个法学院的老教授。但是，他不想再告诉别人，而且，看来那位教授不管接不接受激素治疗，都活不了多久。这是他的秘密，至今守口如瓶。除了露丝，别人他都没有必要讲。
迟早他得告诉她这个噩耗。婚约，是他一辈子信守不渝的承诺。在他通过律师考试后两天，他们两个就到市政厅去公证结婚了;如果，他再熬个七年，说不定有机会庆祝他们五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那时他就要七十四了，能多活几年当然很好，如果到了九十岁，你还是能吃、能喝、能走、能说，想事情也清楚，当然也很好，但是他觉得活到七十四岁就可以了。假设当初有人跟他保证，生命到七十四，无疾而终，他一定很乐意签下这份合约。
泌尿专家没办法给他这个保证。没准凭他自己也能行，多谢，不用了。
而且，他刚才还在尽情享受着与一位美女的完美晚餐，今晚他还没享受够呢，绝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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