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朋友，我必须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个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一般的程序，我会想办法拖延，尽可能地把审判日期往后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时间可以摆平很多事。证人不见了，更改供词了，如果有人够体贴的话，干脆就死了。证据变得有问题了，没有办法拿到法庭上;或者，更棒，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他们随便锁在哪个柜子里，时间一久，就忘记放在哪里了。别笑，兄弟，你觉得不可能?其实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超过你的想象。我总能找到借口，只要我想，爱拖多久，就拖多久，像法布里齐奥这种菜鸟助理检察官，屁股挺翘的，模样长得不错，你下次注意点：她就只能站在那里，张着嘴巴，任我把她打得没有还手余地，看着她的案子冰消瓦解。我的当事人有罪，全世界都知道，包括他妈妈，但他还是头一抬，扬长离开法庭。”
“但我真的是无辜的……”
“有罪、无辜，打官司跟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案子就只有强弱的分别而已，律师的工作是转弱为强，不是分辨谁对谁错。检方手上的案子跟中西部的咖啡一样弱，淡而无味。你到过中西部吗?你在那里喝过咖啡吗?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没错，有一屋醉鬼看到你跟那个死去的女人在一起。问题是那个时候她还没死，之后没多久她才死的。当然，过了多久，现在还有争议。没错，他们掌握了你到过她公寓的证据，但是，证据有多扎实，有多少说服力，还在未定之天。”
“我承认到过她的公寓。”
“大陪审团可能根本听不到这个论点。你放心，就算他们知道你到过她的公寓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算是你在她的公寓里留下一狗票证据又怎么样?所有的证据都被一个尽职的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就算是我们收买他，他的表现也不可能更精彩了。他又扫、又拖、又撢，灰尘清干净后，还吸了地——我跟我太太说这个的时候，她还想问问他，一个星期能不能有两个下午，到我们家来打扫。这家伙真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压箱宝。等他发现那个女的死了，绝大部分的证据都被他装进垃圾袋，跟其他垃圾混在一起了。哪弄得清楚哪些垃圾是她的?还有一些被他冲进下水道了，更是死无对证。检方手上的证据就是这副德行。你确定这个清洁工不是你表哥吗?”
温特斯并没有等他笑。“宪法规定，任何案件都应该速审速决。”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掌握的节奏。他们致命的错误就是太早逮捕你了。当然啦，他们有压力，一个职业女性，在一个治安良好的区域，被勒死在自己的床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报纸读者都会担心下一个会不会是我自己、我女儿、我妹妹?那些白痴警察怎么不做点正经事，早点破案?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案子只要对外宣布他们逮捕了嫌疑犯，警方就可以松一口气，有脸见人了，所以，他们非得偷跑不可。现在检方打算起诉你，只要一完成起诉程序，就非得速审速决不可。这样一来，我的朋友，你很快就可以忘记这件事情，安心睡大头觉了。”
“就这样吗?”
“还不止呢。你可以把故事原委写成一本书。记得送给我一本，别忘了签名。”
“如果他们撤销起诉呢?”
“有这种可能。检方可能先撤销起诉，然后再找证据翻案。对他们来说，这是下策，因为他们会被搞得灰头土脸，等于是承认他们连让这个案子成立的本事都没有，从此抬不起头来，成为司法界的笑柄。嘿，上次他们不是连案子都成立不了?天啊，连个肯认罪的人都没有，非得找个倒霉鬼来背黑锅不成?”
很不幸的，他正是那个倒霉鬼。他今后要怎么办?
他的公寓——在纽约是传说中的房租管制公寓，连法官都同意，只有疯子才会放弃——比监狱要舒服、宽敞得多了，也安静得多了。说来好笑，这些年来他读了这么多书、看了这么多的监狱影集、电影，居然没有半个人在文字或是戏剧里告诉他，监狱其实吵得要命。而他的公寓，在懒洋洋的平常午后，安静得跟坟墓一样。
他们当然会把她埋起来。要不，就是根据程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管她是谁?她可能有家人，他们会选择土葬或是火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谁都一样。
当然，也有可能，她的尸体会被当成谋杀案的证据，先保存一段时间再说。他看了不少的《法律与秩序》，对于法庭的诉讼程序，不能说是一无所知。
还是一样的道理，谁在乎?
玛丽琳·费雪。
他拼命回忆她的长相，但是，他自己的印象却不断被电视或是报纸上的死者照片所取代。那张照片大概是四五年前拍的，她那时还留长发。所以，在他的回忆里，这个女子也是长头发，他得不断提醒自己：他到过她家的那个玛丽琳，头发早就剪短了。
他还记得她的声音，音调低沉，暗藏锋芒。这种声音就是最初吸引他的原因之一，似乎给他某种期待，但究竟是什么，又说不上来。低沉的声音听起来很性感，这是什么道理，他也说不上来。是不是暗示他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可是她的声音既不带男子气，也不像男童声。这声音里，就是有些什么，让他觉得很有魅力。没错，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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