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开着那辆凯美瑞送我回家，但他自己得回殖民路弟弟家住。绑架发生之后他一直住在那儿，睡客在客厅的沙发上。他需要回家拿些衣服。
若非如此，我会打电话叫辆出租车。我搭地铁很自在，很少觉得不安全，可是口袋里揣着一万元现金还去坐地铁，似乎省得过头了。万一真碰到抢劫，肯定会觉得自己愚蠢之极。
那笔钱是付给我的定金，两捆百元大钞，每捆五十张;这两捆钱和拿去赎弗朗辛·库利的八十捆一模一样。对于应该收多少费用，我一向很头痛，但这一次我省了作决定的麻烦，凯南把那两捆钱丢在桌上问我这样够不够，我说他付得太多了。
“我出得起，”他说：“我的钱多得是。他们没有榨干我，还差得远哪。”
“你付得出一百万吗?”
“要出国才行。我在凯曼斯群岛开了个户头，里面有五十万。下面的保险箱里有将近七十万。如果我打几个电话，其实应该可以在纽约凑到三十万。因此我常常想——”
“想什么?”
“哦，只是胡思乱想。比如，假如我付了一百万，他们会不会让她活着回来?或者说如果我在电话上的口气缓和一点，如果我礼貌一点，拍拍他们的马屁之类。”
“他们还是会杀她的。”
“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可是我怎么能确定呢?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去想是不是有哪一件事我应该做却没有做。或者我一开始就来硬的，不确定她还活着，就一毛都不给。”
“他们打电话来时她可能已经死了。”
“但愿你说的是真的，”他说，“可我不能确定。我一直在想，我本来一定可以做些什么，把她救回来。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错。”
我们从高速公路回曼哈顿，先走海岸公园大道，然后由高恩努斯进隧道。当时交通并不拥挤，可是彼得开得很慢，时速很少超过四十英里。刚开始我们没怎么讲话，似乎静默似乎会一直持续似的。
“前两天可真是不好受。”他终于开口了。我问他是怎么撑下来的。“哦，我没事。”他说。
“近来你有没有参加聚会?”
“我去得还是比较规律的，”过了半晌他说，“可是这件鸟事发生之后一直没机会去，你也知道我很忙。”
“你要保持清醒，否则你对你弟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知道。”
“湾脊区也有聚会，你不必大老远地进城。”
“我知道。昨天晚上我本想去的，可惜没赶上。”他用指头敲打着方向盘，“我本来以为今晚我们可以早点进城，去圣保罗教堂，可是又错过了。等我们到的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
“休斯顿街上十点钟有个聚会。”
“哦，我不知道，”他说，“等我回房间，拿了东西……”
“万一你错过十点的，十二点还有一场，同样地点，休斯顿街，在第六大道和瓦里克街之间。”
“我知道地点。”
他的语气告诉我他不希望我再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去参加聚会。我会尽量赶十点那一场。至于午夜嘛，我不知道，我不想让凯南一个人独处太久。”
“也许明天早上你可以去参加一个在布鲁克林举行的聚会。”
“也许吧。”
“那你的工作呢?也不去了?”
“就这一阵子。周五和今天我都打电话去请病假，就算他们想炒我鱿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样的工作并不难找。”
“什么样的工作?送快递?”
“其实是送午餐，替五十七街和第九大道上一家熟食店跑。”
“一定不好过，你干一份只能糊口的工，你弟弟却大把地捞钞票。”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分开，你知道吗?凯南要我替他工作，或者跟他一起做，随便你怎么说。可一旦进了那一行，我就不可能保持清醒。倒不是因为你整天和毒品在一起，真正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你跟货其实很少实际接触。而是整个态度的问题，我指心态，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至于聚会的事，你说得对。知道弗朗辛的事以后我一直很想喝酒。我是说从她被绑架开始，在他们还没做下那事以前。虽然还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过要不去想，很难。我把它推开，可它马上又回来了。”
“你有没有跟你的辅导员联络?”
“我其实并没有辅导员。刚开始戒的时候他们给我安排过一个临时的，开始我会按时打电话给他，可是后来好像慢慢就疏远了。他很难找。我应该去找个固定的辅导员，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去做这件事。”
“等哪一天……”
“我知道，你有辅导员吗?”
我点头，“我们昨晚才见面。通常每个礼拜天吃个饭，谈谈彼此一个星期以来的生活。”
“他会给你忠告吗?”
“有时候，”我说，“可是我还是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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