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用你以前当警察的那一招，从接线员嘴里套出来?或是去查对号电话簿?”
“你得先知道号码才能查对号电话簿。对号电话簿依照是号码顺序排列的，你找到一个号码，后面显示地址。”
“哦。”
“不过的确是有一本专门列出公用电话地址的电话簿。而且你说得没错，我是可以打电话找接线员，骗她说我是警官，叫她告诉我某个电话的号码。”
“所以你就是在照顾TJ嘛。”
“照顾?根据你之前的说法，我是在叫他去送死。不，我不只在照顾他而已。查电话簿和骗接线员都只能查出公用电话的号码，却不能告诉我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那才是我想知道的。”
“哦，”她说，过了几分钟后又问，“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电话上面的号码到底还在不在?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差别，可是绑匪知道怎么打到那些电话。如果电话上面都有号码，那就不稀奇了;可是如果上面没有号码，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骗接线员或是查对号电话簿嘛。”
“那就表示他们懂得怎么骗接线员，或是知道去哪里找公用电话的电话簿。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或许毫无意义。也许我之所以想查出这个答案，是因为关于电话，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一点。”
“怎么说?”
“我一直觉得很纳闷，”我说，“我派TJ去查的事其实没有他帮忙也很容易查出来。昨晚我一整夜都睡不着，我突然想到唯一能和绑匪联络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那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的线索。绑架过程本身毫无漏洞。看到他们的人不少，看到他们在牙买加大道上绑走那位女老师的人更多，可是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定罪的痕迹。不过他们倒是打了几个电话。打到湾脊库利家的就有四五个。”
“你没办法查吧?电话线早就切了。”
“应该有办法查的，”我说：“昨天我打了一个多钟头的电话，跟各大电话公司的服务代表谈，骗了不少关于电话的学问。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登记有案。”
“连本地电话也一样?”
“嗯，所以他们才知道你在每一个不同收费标准时段里，各使用了多少信号单位。收电话费不像抄煤气表，只要抄到用掉的总度数就可以了。你打的每一个电话都会被记录下来，算在你账上。”
“这些数据资料他们会保留多久?”
“六十天。”
“所以你可以去弄张清单——”
“列出从同一个电话号码打出去的电话，他们的清单是这样列的。比方说我是凯南·库利，我打电话去，说我想知道在某一天内，从我的电话打出了多少通电话，他们就能列印出一张单子，上面有日期，和我打的每一个电话的时间和长度。”
“可是这不是你要的资料。”
“对。我要的，是每一个打去给库利的电话资料。但他们不这样记录，因为这样做没有意义。他们的科技可以做到在你还没拿起话筒之前，就告诉你是谁打给你的，也可以在你的电话上装一个小液晶显示装置，显示对方电话号码，让你决定要不要接。”
“这种装置还没上市吧?”
“纽约还没有，争议性太大。或许这个装置可以减少很多骚扰电话，或是让那些专爱打骚扰电话的人去喝西北风，可是警方担心一旦通行，就没人敢打匿名电话通风报信了，因为会暴露自己。”
“如果现在就有这种装置，而且库利也装了——”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绑匪是从哪几个电话打来的。他们可能会用公用电话，因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都很职业，不过至少我们会知道是从哪一部公用电话打来的。”
“这点很重要吗?”
“不知道，”我坦承，“我不知道什么情报才算重要。不过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我也弄不到。我老觉得既然每个电话在电脑里都有记录，就应该有法子依照接收的那部电话整理出一张清单。可是跟我谈过的人都说不可能。他们不是这样存档的，所以没办法这样调出来。
“我对电脑一窍不通。”
“我也是，那玩意儿搞死人了。我跟他们谈，结果他们用的字眼儿我一半以上听不懂。”
“我懂你意思，”她说，“我们一起看足球时我就有那种感觉。”
那天晚上我在她那儿过夜，早上趁着她上健身房时，我用了她不少电话费。我打给很多警员，撒了很多谎。
我多半时候自称是记者，正在替一家真实犯罪故事杂志整理一篇绑架案的报道。很多警察对我无话可说，或是忙得没时间说话，也有不少人乐意合作，但只想谈些八百年前的案子，或是一些绑匪特别蠢、或警方破得特别漂亮的案子。我想听的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听什么。我是在钓鱼。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可以钓到一条活的，某人曾遭到绑架，而且幸存下来。我可以想象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晋升到谋杀的，如何试探、练习，可能单独行动，也可能集体作案，不过却将受害者释放，或是受害者自己逃脱了。当然，假设有这样的女人存在和真正找到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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