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找到生还的证人，假装是自由记者并不怎么行得通。在保护强奸案受害者方面，咱们的司法系统还算完善——至少在上法庭以前是如此，上了法庭就不同了，辩方律师可以当着上帝和众人的面，再重新对她们施暴一遍。但此刻在电话中，没有任何人会透露受害者姓名。
于是我将目标转向性犯罪小组，身份又变回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受雇于某电影制作人，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绑架与强奸的周末电视剧集。争取到担任女主角的女演员(目前我无权泄露她的姓名)渴望能对该角色进行深度研习，尤其想与真正有过类似不幸经历的女性面对面交流。基本上，女主角除了不愿亲身遭遇之外，什么细节都想知道。愿意协助她的女性将依照其意愿，受聘担任技术顾问，或在影片前后列名感谢。
我自然不要求索取姓名及电话号码，也不会迳自主动联络。我希望该小组某位人员，如曾担任过这样一位受害者的心理辅导工作，或许能够代为联络。我解释道，在我们的剧本里的受害者，遭到两名有虐待狂的强奸犯挟持，进入一辆货车，受到凌虐，并被威胁将受到极大的生理伤害，尤其是被切除肢体。当然，如果能找到和我们的虚构人物有同样经历的女性最为理想不过，而这位女性又愿意协助我们，同时借此过程为未来可能遭遇类似经验的女性尽些微薄之力，或给予已经历经类似事件的女性一次渲泄、甚至治疗的机会，即请她出面指导我们的好莱坞当红女星演出一个可能成为经典的角色——
这个故事的效果出奇地好。即使在像纽约这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电影摄影小组作业的城市，一提到电影工业，似乎仍能立刻捕捉人们的注意力。“只要对方有兴趣，请她打电话给我，”最后我把名字及电话号码留下，“她们不必提供真实姓名，整个过程都可以选择匿名参与。”
埃莱娜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准备结束和曼哈顿性犯罪小组一位女警员的谈话。她等我挂了电话之后说：“你怎么可能在旅馆接听这些电话?你从来不在那儿。”
“柜台会帮我留话。”
“留那些不想留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的话?这样，你干脆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吧。我通常都在家，就算我不在，至少她们打来的时候，电话应答机里是个女人的声音。我做你的助理，帮你筛选那些愿意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的人，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说：“你确定你想这么做?”
“当然。”
“那我太高兴了。我刚才打的是曼哈顿小组，之前还打过布朗克斯区。本来想把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留到最后，因为我们知道绑匪在那一带活动过，我打算借着前面的练习把说不通的部分顺一顺。”
“现在全说得通了?我不是想多嘴，不过你觉得让我来打这些电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你的语气听起来的确够温和，也够有同情心，可是我总觉得只要是由男人来讨论强奸，他好像总避免不了借此过瘾的嫌疑。”
“我知道。”
“你看你只要一说‘周末电视剧集’，大家立刻联想到女性又要在另一部廉价煽情电影中受到蹂躏了。但若换成我来说，感觉马上就升华了，仿佛这整件事是全国妇女组织赞助的一般。”
“你说得对。但我也觉得由我来讲还可以，尤其是曼哈顿小组反应还不错，不过抗拒力还是很大。”
“你讲得好极了，亲爱的，不过让我来试试如何?”
我们先就前提沟通一遍，确定她都记下了，然后我拨通了皇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性犯罪小组，把话筒交给她。她在电话上大概讲了十分钟，语气既诚恳、干练，又具专业水准。当她挂上电话时，我真有鼓掌的冲动。
“你觉得如何?”她问：“会不会太诚恳了点?”
“我觉得完美极了。”
“真的?”
“嗯，看到你这样撒谎还面不改色，真是吓人。”
“我了解。每次我听你讲话的时候心里都在想，这么诚实，他什么时候学会这样撒谎的?”
“我从来不认得哪个好警察不是说谎高手的，”我说，“你永远都在扮演角色，摆出一种适合对方的举止态度。这种技巧对私家侦探来说更重要，因为你查的情报永远都是你在法律上无权过问的。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很在行，那是因为这是工作要求之一。”
“我的情况也一样，”她说，“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演戏，那就是我的工作。”
“顺便提一下，昨晚你的戏演得好极了。”
她瞪我一眼，“可是很累，对不对?我是指说谎这件事。”
“你想退出?”
“门儿都没有，我才刚刚热身哪。下一个打给谁，布鲁克林还是斯塔顿岛。”
“别去管斯塔顿岛。”
“为什么?难不成斯塔顿岛就没有性犯罪?”
“在斯塔顿岛上性就是犯罪!”
“哈哈!”
“真的，或许他们也有性犯罪小组吧，我不知道。可是那个区的事件跟其他四个区比起来，简直不算数。而且我实在无法想象三个男人驾着一辆货车飞车驶过韦拉扎诺大桥，就为了过去强奸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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